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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无休无止。但是普罗米修斯掌握了天帝的一个秘密——即他与海上女神忒提斯结婚所生的孩子会推翻他，他不肯泄露这个秘密，忍受了3000年的苦难。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采用此神话故事写了悲剧三部曲，留存于世的只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其余两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都已失传。但根据留传的著作和断片残句，故事的结局是普罗米修斯与天帝妥协。雪莱取材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但他在序言中说：“我对这样软弱的结局——即人类的保卫者和人类的压迫者之间的妥协——感觉嫌弃”。他赋予诗剧新的意义。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他不妥协，也不悲泣。天帝朱庇特 （宙斯的拉丁文名）派神使麦鸠利和复仇女神来逼问预言，他坚守秘密，深信未来的胜利。雪莱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力量的代表来描写，他体现了道德和精神的完美，不为神仙们“声色的欢乐”所诱惑，也不为恶鬼们的威胁所恐吓，挺身而出拯救人类，朱庇特则代表暴君和人民的压迫者，他“把信仰、法律、爱全部抛弃”。“拿了恐怖、怨艾和绝望／去酬报他们 （人民）的顶礼、祈祷和赞美，／艰苦的劳动以及大规模伤心的牺牲”。诗人认为宇宙是不断运动的，暴力和压迫会带来怨恨和反抗，到第三幕，除恶之神来到，朱庇特被打入地狱，普罗米修斯获得释放，“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诗剧第4幕全是有韵的歌唱，人类宇宙一片欢欣景象。雪莱把原剧高加索的背景扩展到宇宙、天空地府人间、太阳月亮星星、太平洋都尽收笔底，想象丰富，抒情性强。
无韵诗剧《钦契》（1819）力图表现“悲惨的现实”，悲剧取材于意大利史藉中记载的16世纪一桩耸人听闻的弑父案。富有罗马贵族钦契一生纵欲邪恶，他以巨额钱财贿赂教皇，得以逃脱处罚。他的暴虐和淫邪发展到自己的家中，侮辱妻子，害死儿子，甚至强奸女儿。女儿贝特丽采求助政府和教会遭失败，就与继母、兄弟一起设计雇杀手杀死钦契，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被判处死刑。雪莱把家庭悲剧写成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表现反对世俗和教会的暴政、热爱自由的思想，肯定复仇和不妥协的精神。贝特丽采用暴力手段弑父，是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反抗，是受迫害者的正义的斗争，因此，这个既温柔又勇敢的姑娘至死既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后悔自己的举动。从《麦布女王》到《钦契》，诗人经历了依靠道德改善到依靠正义的暴力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观点的演化。剧中充满激情，创造了戏剧性场景，成为唯一可以上演的诗剧。
雪莱始终是个充满政治热情的诗人。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8万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谷物法”，政府派骑兵镇压，死伤400多人，造成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曼斯特大屠杀”。诗人采用寓言的形式，创作了《暴政的假面游行》 （1819）。诗人在梦中看见一些酷肖反动政府内阁人员的寓意人物：“谋杀”、“诈骗”、“虚伪”等组成游行队伍，为首的是“暴政”，额上刻着“我乃上帝、人王、法律”，他们受到国王、教士、银行家的欢迎，但遭到“自由”的抵抗。人群听见声音，号召英国的儿女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结成不可征服的人群，／快摆脱你们身上的锁链，／像把睡眼时滴在身上的露珠摇掉，／你们人多，他们身少”。《给英国人的歌》、《一九一九年的英国》、《自由》、《自由颂》和《政治的伟大》，都是写于1819—1820年间的优秀的政治诗，表现诗人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呼吁人民起来争取平等自由和正义：“英国人，为什么为那些／蹂躏你们的贵族们耕种，／为什么辛辛苦苦地为那些暴君／织造华美的长袍？／……种庄稼，别让那暴君收割，／创造财富，别让骗子们积累；／做长袍，别让那懒汉们穿，制造武器，要拿来保护自己。”他这些正义的诗句在宪章运动中广为传诵。
雪莱描写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尤为突出。他深受泛神论影响，否认超自然的造物主，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中，崇拜自然，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力量。他的自然诗，没有拜伦式的忧郁，华兹华斯的感伤，而是乐观热烈；没有他自己长诗中的说教，但保有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西风颂》是英国名诗，诗的前3节赞美西风扫荡落叶，传播种子、驱散乱云、放释雷电、激荡大海的力量，它摧枯拉朽、催发新生。后两节，诗人倾诉自己的情：“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吹向宇宙，／像扫走落叶，去促成新生！／凭我这首诗为你作符咒。／把我的话散布给全人类，就像从炉子里吹出火花！／通过我的口，吹起预言的号角，／去唤醒沉睡的大地！／西风啊，／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能很远么！”诗以三行联韵体写成，押韵式为ada，bcb，cdc……，绵绵不绝，与阵阵西风相应，每章末尾以双韵句结束，层次分明，气势磅礴。 《云》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描写能力。他描绘云无穷的变幻，把自然看作是永恒不灭的力量。《致云雀》感奋于直冲云霄的云雀在歌声。《含羞草》相信爱与美并不随花草凋零。雪莱的爱情诗感情热烈而崇高，他把对异性的爱与对光明、幸福、和谐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我奉献的不能叫爱情，／它只算得是崇拜；／连上天对它都肯垂青，／想你该不致见外？／还有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对遥远的事物倾心？”（《给——》）。 《爱的哲学》、《给珍妮：一个邀请》、《心之灵》、《有个词说得太滥》等，都为爱情名诗。
《诗辩》（1821）是雪莱著名的文艺论文，集中代表着诗人的美学和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他针对皮科克《诗的四个时期》一书里提出的诗已过时的观点，对诗的发生、发展史进行研究，对当代诗歌状况进行分析，（后一部分未完成）。他认为诗歌有重大认识价值，在人类社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把诗人称为世界的立法者或先知，把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诗人看作“最高级的哲学家”。他受唯心义哲学很大影响，对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的诗论代表了积极倾向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点。
3、咏美的“夜莺’济慈
雪莱在他的挽诗《阿都内伊斯》里把济慈比做古典神话中的美少年阿都尼斯，为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所钟爱。确实，这位浪漫主义天才诗人在他 25岁的生命里，始终热情地讴歌美，留下了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父亲经营马车行，生意兴隆。济慈8岁时进入恩菲尔德一所私立学校读书，校长的儿子克拉克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引导他广泛阅读荷马、斯宾塞等人的文学作品。1804年，济慈的父亲不幸坠马身亡，母亲再嫁后又婚姻破裂，损失了许多家财。母亲病倒后，外祖母委托保护人经营济慈弟兄的财产，保护人从中克扣，致使孩子们生活窘困，济慈15岁辍学，到艾德芒顿给一个外科医生当了4年学徒，又到一家医院实习了两年，在1816年取得助理医师职称。这期间，济慈仍然保持对文学浓烈的兴趣。在克拉克鼓励下，他开始摹仿斯宾塞的诗歌进行创作。1815年2月，济慈结识了激进的政论家、诗人李·亨特，受到他很大影响。5月份，他在亨特编的 《检察者》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孤独》。经亨特介绍，他与雪莱、哈兹列特、兰姆等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来往。1816年11月，济慈弃医从文。
1817年，济慈的第一部诗集出版，收入他在1813—1817年间写的诗歌，大多数诗歌带有较明显的摹仿痕迹，但也有佳作，如《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蟋蟀与蚱蜢》、《睡眠与诗》等，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紧接着，诗人又开始创作长诗《恩底弥翁》，于1818年出版。长诗受到保守刊物的恶意攻击，他们不满济慈与亨特等进步文人的交往，把他归入“伦敦佬诗派”，剥薄地讥讽他的诗才，就像数年前攻击初涉文坛的拜伦一样。这一年是济慈充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