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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所谓“揪刘火线”，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在四周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
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
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送“勒令”来的人抗议
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
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尽管刘少奇作了最坏的打算，但重大的打击还是比他预计的来得更快、
更严酷。
7 月中旬，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毛泽东、周恩来去武汉视察不在北京
之机，决定组织群众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由戚本禹具
体指挥。其中重点是批斗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批斗会的同时抄家，批斗会后
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监护”。
7 月18 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得到了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消息。
刘少奇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
人民写的。”
晚上，一群造反派闯进福禄居前院，七手八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
送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
刘少奇说一句话，却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
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
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
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 月5 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
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
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
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们的父母287
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人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
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
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
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禄居前
院。一进办公室，刘少奇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愤慨地对来人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
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
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
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
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
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 年刘少奇逝世，他
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8 月7 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
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少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读到后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毫无根据的指
责。他写道：“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
‘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
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
“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
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
理。9 月13 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
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
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
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
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
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
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
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
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潇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
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 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茸建设，把钓鱼合辟为国
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 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
陆续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15 号楼，康生占了8 号楼，张春桥、姚文
元住了16 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16 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
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
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
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
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
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
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
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
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首是瞻。 1968 年2 月22 日，他在专
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
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
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持：“要有组织观
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
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
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
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
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
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
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 人的“彻查队伍”，调阅
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
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 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
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
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 年9 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
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 号楼江
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 月16 日，她虚张声势
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
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