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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疑问索绕在我的心头。我感到无论按职责还是从党性来说，自己都
有责任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为了尽快解开这个不解之谜，查明刘少奇同志的死因和骨灰的下落，我
立即派省委“两案”审理小组工作人员李树田、刘克让两位同志前往开封了
解情况。由于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尚未得到平反，调查要承担一定风险，
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只能秘密进行。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迫害的
亲身体会，我坚信少奇同志是无罪的。他一生襟怀坦白，立场坚定，坚持真
理，无私无畏，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强加给少奇同志的一切
诬蔑不实之词将被统统推翻，少奇同志的沉冤将得到昭雪，历史将对其作出
公正的评价。同时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再次接受“严峻考验”的准备。
李树田、刘克让同志很快返回郑州，汇报了他们去开封调查的情况，谈
到：
他们到开封后，听到不少群众在议论刘少奇同志死在开封的消息。他们
商量先从调查骨灰盒开始。为保密起见，到开封火葬场后不敢明说，而只说
是受人之托查找李树田同志一位老战友的骨灰，此人是湖南人，约有60 多
岁。火葬场的管理人员问死者叫什么名字，李树田同志则说几十年没见面已
记不准了，只记得姓刘。他们翻遍所有的骨灰存放登记表却没有见到刘少奇
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给改写别名？他们把所有姓刘的名字都抄
录了下来，其中发现123 号骨灰盒的死者叫刘卫黄，却没有骨灰存放证。经
询问才知道其存放证原是由开封驻军保存，现不知在何处？
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他们又访问了火葬场的几位老工人。老工人说，
隐约记得， 123 号死者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是在10 年前被火化的。
当时为防止传染，驻军曾先派人来安排说，只准留两个烧火工人值班，其他
工人都不要上班。这是在一天深夜，一辆吉普车拉着一具全用白布缠裹的尸
体驶进火葬场。因死者身躯高大，两只脚被拖在车身外面。火化时，火葬场
四周都有部队警戒。。
根据李树田、刘克让同志调查了解的情况，刘少奇同志惨死在开封已确
定无疑。听了他们的汇报，我说应该把调查情况向省委写个简要报告。当时
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常务书记、省长刘杰，书记戴苏理、
乔明甫等同志看了报告都非常重视，一致意见要进一步查明情况。
根据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我又很快和李树田、刘克让同志商量怎
样重返开封进一步深入调查，鼓励他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找到当时
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寻找线索，顺藤摸爪，查明原委。经过李树田、
刘克让两位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查清了刘少奇同志在开封惨死的真实情
况：1969 年10 月17 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密令下，把已经受到残酷迫害
重病缠身的刘少奇同志戴着“叛徒、内奸、工贼”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
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遣出北京，在中央“文革”专案小组人员的“监护”
下，用飞机夜航强行送到开封。据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回忆说，
就在17 日这天，中央一位负责人曾事前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刘则
称自己耳聋，而让他接了电话。电话通知说刘少奇将于当天夜晚被送往开封，
交当地驻军负责“监护”。当天晚上9 时许，强送刘少奇同志的飞机神秘地
在黑暗中的开封南郊机场降落。少奇同志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裹着，用担
架拖下飞机，送进了一辆救护车中。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市区。这时已呼吸困难、一息尚存的少奇同志
不是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而是被拉进了北土街路西的一座院落——原
开封市人委（即市政府）大院。这是一个四面楼房环抱的天井小院。解放前
这里曾是一家银行，建筑异常坚固，院墙高大森严，只有夏日的阳光偶尔爬
过这高高的院墙射进来。
少奇同志被抬进了西楼的一间屋子里。室内设备简陋之极，只有一张单
人床和一张小木桌，此外，是四面的墙壁。就是在这间囚室里，少奇同志在
一徘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但不明真相的警卫战士的日夜“监护”下，度过了他
生命的最后27 天。
据当时曾执行过“监护”任务的人员透露，他们是接受中央“文革”专
案小组的密令，被迫执行任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知其内情。他们被反复训
话，要求绝对保密，严格规定：不准打听、不准议论、不准告诉任何人，他
们基本上失去了自由。否则就要开除党籍军籍，以杀头论处。由此可见，林、
江一伙是何等心狠手辣，又是何等色厉内荏！
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和折腾，少奇同志被送至开封时，已处于昏迷状态，
整日嗜睡，醒来时不言不语，眼神无光，面部无任何表情，只有头部偶尔转
动一下；呼吸微弱，时而长出气，并伴有咳嗽，形容枯槁，皮包骨头。由于
长期的人身摧残，少奇同志已大小便失禁，连翻转身体的气力都没有了。他
不能自进饮食，只能靠胃管输送来维持生命。少奇同志手中一直紧紧握着一
只小葫芦，体温几经反复，高烧不止。医护人员除了定时给予鼻饲、帮助翻
转身体外，只能进行十分简单的治疗。当时在这间囚室里，一无检查设备，
二无必要的药品，连简单的检查化验都不能进行，况且治疗工作还常常受到
各种各样的干扰。据当时开封155 医院参加护理的有关人员说：“在没有经
过检查、化验，尚不能确诊是肺炎”的情况下，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在返京前
交待叫他们按肺炎治疗，既不同意155 医院医生刘应干同志提出透视、拍片，
会诊的建议，又不让搞病历会诊。在少奇同志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既
不通知让亲属看望，又不准进行积极的抢救，致使少奇同志于11 月12 日清
晨6 时45 分含恨离开了人间。
刘少奇同志逝世后，他们竟以“患有烈性传染病死亡”为名，在13 日深
夜悄悄地将遗体送到东南郊火葬场秘密地火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就这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听着李树田他们的汇报，我只觉得义愤填膺，如鲠在喉；我们党中央第
一副主席，我们尊敬的国家主席竟惨遭如此毒手！？
二
刘少奇同志惨死开封的基本情况已经查明，但少奇同志的骨灰存放何
处？存放手续现在何人之手？我正为此事发愁。1979 年3 月5 日，我正坐在
办公室翻阅文件，省委副秘书长霍云桥同志送来一份他写给省委的关于刘少
奇同志骨灰存放及交接情况的报告，并将存放证及交接手续、信件等交给了
我。霍在报告中建议迅速派人到开封将骨灰盒取回，妥善保管，以防万一。
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我仔细地一一阅看了有关证件，没想到火化申请单竟是这样填写的：
死者刘卫黄申请人刘原
职业无业关系父子
骨灰盒编号 123 号
刘少奇同志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死后竟被说是“无业”！原来刘少奇同
志的骨灰盒是由开封驻军奉命管理，暂存开封火葬场。 1975 年该军调防
后，曾于同年11 月30 日派该军保卫处长张金贵同志持函赴郑，向中共河南
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建勋请示了关于刘少奇骨灰管理移交
的问题。
同年12 月8 日，中央“文革”专案小组一办致函开封驻军：“经请示中
央领导同志批准，同意××、××、××刘少奇的骨灰移交给河南省委有关
单位管理。”12 月25 日，该军又派张金贵持上函及有关证件来郑向刘建勋
作了汇报。刘即安排霍云桥和张金贵具体办了有关交接手续。刘并指定将骨
灰存放证及交接手续由省委办公厅机要处保存，而对此重大政治问题，刘建
勋1978 年5 月调离河南后，从未告诉当时河南省委任何负责同
志。
我的心情是急迫的。事不宜迟，我当即嘱霍云桥同志马上秘密去开封，
按照骨灰盒存放号码，尽快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取回省委。
霍云桥等同志连夜前往开封，于3 月6 日将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取回，送
到我的办公室。为保守机密，我随即让秘书白金声同志打开我办公室的铁皮
保险柜，并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