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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美同志听到少奇同志的声音带着愤怒，怕造反派的围攻升级，便用恳
求的口气说：“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
意见。”这时机警的卫士乘机把少奇同志拉进房内休息。光美同志话音未落，
造反派便将围攻目标转向她：“你为什么到东南亚访问时要穿旗袍、高跟鞋，
要戴项链？”光美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这
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在不断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的口号时，
有几个人从少奇同志会议室抬出一张独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圆桌，人上去
稍不平衡就会摔下来——作者注），强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复问题，理由是
让后面的人看得见，其实是取笑她、侮辱她。
当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就是‘形左实右’”时，她大声说：“搞
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讲四清的经验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下又招来了一阵
口号声“不许放毒，不许胡说八道”。还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
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
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
合作。”又是一阵口号声。这时有人喊“把桌子给她掀翻！”卫士们赶快站
在桌子周围，将光美同志保护起来。
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离开办公室，又怕造反派闹出乱子来。我怀着
焦急和恐慌的心情来回在办公室门口走动着，注意着造反派的动向。在整个
斗争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造反派的状态，这些人的表情、神态和举止动
作有很大区别，除少数几个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张牙
舞爪，用嘶哑的嗓子边叫喊边质问外，多数人则是站在周围，既不喊口号也
不提问题。散会后，几个平时熟悉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有的说：“要知道
这样胡闹，我就不来了。”有的说：“让人家站在独腿桌上，摔下来怎么办？”
有的说：“我是特意来看刘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几年了，还没亲眼见过刘
主席呢。今天见了，此生不遗憾了。”后来听说，有几位来参加斗争会的人
也被斗争了，并戴着各种“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对我
说过心里话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卫十来看我时说：“中
南海的一个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电话撤了。”“少奇同志没说什么？”
“他说：‘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任何人无权撤我的电话。’造反派
可不听这一套，他们横眉竖眼说：‘我们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
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资派，已没有权力使用电话。’说着就蛮横无理地
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
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活？”“造反派说，
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
“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
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
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
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
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
一下他们的口气。“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
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
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
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
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前面看大字
报。突然有人喊了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许多人都向喊口号的人看
去，原来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强的女青年，想通过自己的呼喊，达到一
呼百应的效果，在这里开辟一个批斗刘少奇的战场，但她万万没想到，那么
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人响应，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没想到，
一会儿从怀仁堂东面来了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到少奇同志后，都拥到他的
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敬礼。少奇和光美同志热情地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亲切
握手。这激动的场面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同志，他们也纷纷走过来同少奇和光
美同志握手。
这非常时期不平凡的握手，表达了人们对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极大同
情和理解，也表达了人们对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愤慨和强烈不满。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
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
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
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
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
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
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
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
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
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
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
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
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
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 年3 月，中
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 人的自首叛变材
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
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
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
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
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
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
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
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
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
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
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
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
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