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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是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才回答大家的啊。而且有些问题他是欲言又止，因
为有些活本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特别是他最后那句话，我更感到奇怪。这
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少奇同志从来不说
这样让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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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解的活啊。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起前些日子少奇同志的一次讲话：那是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他的几
个孩子为了跟上形势，都在自己的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有个孩子回到家里
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都在破‘四旧’，查抄封、资、修的东西，我爸爸
书房的那些书里头一定也有封、资、修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多书一下
子分不清楚，听说中办有一个统一部署，那就听人家的吧。”我不能阻止这
些孩子，但又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只好以此搪塞。
少奇同志听到孩子们说要跟同学去扫“四旧”、去抄家时，他忍耐不住
了。他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随手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
“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宪法报告是我作的，我是国家主席，要对宪
法负责。别人去我已无能为力，你们是我的孩子，又在我的身边，我要管管
你们。听说已经抄了许多人的家，其中有不少是民主人士的家。他们跟我们
党同舟共济几十年了，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啊！
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你们要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大家都应该遵守
宪法！”
“既然抄家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中央不立即制止，中央文革小组还在
鼓动学生去干？”一个孩子向少奇同志提出了问题。
少奇同志回答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不好约束，我想很快会得
到纠正的。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去干违法的事！”
直到这时，少奇同志还是希望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起到应有的作
用。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相对平静的农
村也开始动乱起来了。特别是搞过四清的地区，开始翻四清的案，甚至发生
了许多报复行为。许多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被轮番批斗，而且斗争的残酷
性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期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并不清楚少奇同志的处境，所以纷纷给
少奇同志写信反映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来信
最多，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叫苦连天。
不久，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鼓动农村的青年人起来造
反。农村的造反派也串连到城市，来揪斗参加过四清的机关干部。有的来到
北京中南海西门口，大喊大叫要把王光美揪回去批斗，还要揪出她的后台刘
少奇。就莲允若和我在一起搞四清的地方，也要求把他揪去批斗，槁得我也
胆战心惊的。
四清后留下做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员也来信说，那里已经形成了保四
清派和翻四清案派。听说刘少奇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因此保四清派的日
子很难过，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
后来，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四清的案不能翻，四清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特别是执行了毛主席23 条的地方，更不能翻案，于是围绕四清问题的派性斗
争才有了缓和。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很快，我又紧张起来了。1967 年1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
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首先上海刮起了夺取党、
政、军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刮遏全国，更加深了混乱
的局面。
王力、戚本禹等人，为了配合夺权的“革命行动”，在中南海召开所谓
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在会上对一些年轻人边训斥、边煽动：社会上的文
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已开始了大夺权，可是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
的中南海，还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这不是中南海的光荣，这是中南海
的耻辱。。刘少奇，邓小平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逍遥
自在。。
从此，中南海又热闹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贴在大食
堂门口的大字报率先开始对少奇同志进行恶毒攻击：
什么“刘少奇家就是资本家的庇护所”啦，什么“刘少奇的岳母董洁如
是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分子”啦，什么“我们要求把董洁如立即赶
出中南海”啦。。
过了几天，造反派听说董洁如还在中南海里，便发出最后通碟，勒令她
必须在三天之内，“滚出中南海”。无奈，中南海管理部门在北长街给老人
找了一间平房。
在老人搬出中南海时，光美同志心情沉痛地对妈妈说：“你要准备忍受
更大的委屈，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此时少奇同志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表
任何意见。
随着对少奇同志迫害的升级，董洁如老人也遭到多次的批斗。她孤独一
人居住，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一生煤球炉火，就有人唆使小孩往她的炉子
上泼水，还骂老人是“坏蛋”。我们听到这些也很难过。少奇同志的司机出
于同情给她送过几次吃的东西，也被造反派说成是“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
限”，遭到批判。不久，老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 年7
月含冤离世。当时，就连老人的儿子王光英也受到株连，康生、江青一伙指
使造反派把他揪到天安门广场批斗之后，投入了监狱。
我同董洁如老人接触比较多。有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外出时，留在家里的
我，便承担起照管老人的责任，我常陪她去看节目，更多的是给老人送点杂
志、画报等读物。每次去时，老人总要同我聊聊天、谈谈家常，于是我对她
有了较多的了解：她生于1893 年，毕业于天津女于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
北京解放后，她筹办了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托儿所，并自任所长。她先后被
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保育工作者
协会副主任，按院托儿所名誉所长等。她的10 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
且其中的5 个子女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人被接到少奇同志家时已年近古稀。因为少奇同志的孩子多，她又有
教育工作的经验，所以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子女的任务。老人生活完全自理，
少奇同志很尊重她。
老人虽然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但对旧中国的腐败有切身的感
受，因此她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和从事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
抗战初期，她就同丈夫一起鼓励儿子王士光去了延安，并和天津地下党建立
了联系，还利用她的家庭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保存地下党的文件，为解放
区购买药品等。
1958 年，老人将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托儿所统统无偿交给了国
家。在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老人为人谦虚和蔼，生活俭朴，我们工作人员都很敬重她。邓颖超大姐
也曾看望过她几次。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工作人员从没有说过她
一句坏话。大家都很同情她，暗暗替她难过，为她担忧。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那些日子，抄有关批判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许多大字报在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刘少奇后，都异口同声地敦促我
们工作人员“赶快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井拉纲上线：“这是关系到你
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上的问题”，“你们
要赶快选择”，“你们对刘少奇最清楚”。。
在此情况下，我们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甚至
连到食堂吃饭都不愿去了，怕别人另眼相待，怕别人冷嘲热讽。尽管我们对
少奇同志的处境很同情，但因他而使我们受到株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我们把中南海的一切动向都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只想早日听到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态度，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左右他的命运。但等来等去
也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以支部生活会的名义将少奇同志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