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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情怀
李：这跟你学经济学之前，曾经学过历史专业的关系大不大？历史学必然有对社会的关怀，作为经济学专家，这方面是否和其他专业学者相似？
何：我觉得跟专业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我个人觉得，一个人所学的专业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工具，但是，一个人的价值理念可不是通过专业知识能够形成的。学历史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分析问题有历史厚度。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近二十年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问题我只是将它当作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
李：我有时候也有这么一种感觉，比如说我们要谈某一个作家或者谈某一位文人，甚至谈某一位被认为很伟大的人，你有时候放在几百年或者几千年来看，这样一比较，往往你会觉得谈问题会谈得更透彻一些。
何：中国的问题太特殊，必须放置在历史文化背景里观察。我记得有几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一谈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很谨慎地告诉别人：我不懂中国问题。有一个经济学家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的那种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他用经济学语言解释，就叫政治市场、经济市场、文化市场；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但是这三个概念还有差异，我们用的时候得明白它的区别。因为西方的经济学是产生于他们特定的制度环境，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特有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制度环境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拿西方那些有关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供给与有效需求，以及货币总量控制等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可能失效。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好多人都看过这段话的，我一直不大明白，部分人为什么读了这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就没有读到这个忠告？或是有意忽视？
李：他们总是用一些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我感觉，你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改变改变普通老百姓对经济学的一些印象。
何：其实我的写作目的在书的“导论”部分已谈得相当清楚，就是为了让一切受过高等教育，且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能够看懂。所以有人批评这本书“不具有经济学的纯粹性”，大概是没仔细看过我的“导论”。我长期观察中国改革的实际发生过程，总觉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解读方法，一种是我们新闻传媒上的解读方法，这种解读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常识不一样，有较大的距离；还有一种充满常识理性的解读方法，也就是探寻水下面的东西，研究改革的实际发生过程。
李：我注意到你强调有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是统计上不出现的。
何：那是另外一个经济学概念。我们国家改革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这么多年来容忍了庞大的地下经济的存在，但是这跟我现在讲的对改革的两种解读方法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采取“休克疗法”，如苏联东欧等国家；另一种就是渐进改革，让权力进入市场，即我国以权力市场化为起始点的改革，可以说权力市场化实际上是我们改革走到今天的主导力量。但是我们在任何媒体上，都很难看到对权力市场化问题所作的系统分析。我们不少经济学家如同凡勃仑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一谈就是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明明中国已经成了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拿着自己也知道的有严重水分的官方统计数据来证明两极分化还不够；明明第一产业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水平，偏偏有人天天在分析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可能性。今后如果要是有人根据现在的报纸和媒体天天在说的那些去做关于改革的研究，我想肯定会有很大的失误，至少那不是我们真实的改革过程。研究中国问题，必须要凭借经验性感受，要进行资料辨伪。
李：根据报纸上所说的去做研究，肯定不准确，不全面，甚至缺一半。
何：不是缺一半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真实与虚假的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意思是说当国家充满动乱时，诗人由于对生命的体验充满了悲剧性感受，写出来的诗歌另有一种深刻性。如三国时期的王粲、南北朝时期的庾信、以及南唐后主李煜，都是有国破家亡之痛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黑格尔产生于德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俄罗斯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也出现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群体。但我们却是国家不幸，文化也不幸。你研究了吴晗、周扬等不少有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你当然明白我们经历过的浩劫和那种少见的痛苦磨难，世界上没有几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我国知识分子这样痛苦的思想经历。但是我们磨难虽然受了不少，磨难过后却没有出什么大思想家。甚至连很深刻的反思都没有。有“反右”，可没有当时人写的“反右史”；有“文革”，也没有当时人写的“文革”史。
李：都是后来写的。
何：我现在根据我自己在一九九八年以来所遭遇到的事情，明白了一点，很多事情记录到纸上，或者通过别人记录，就是一次信息流失甚至信息扭曲。
李：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能地遗忘，一个是故意的遗忘。
何：还有故意地歪曲和假造事实，误导。
李：所以我现在重点就是想出一批类似历史档案的丛书。就是根据我找到的和别人手头有的当年的档案，当年的书信，当年的日记，当年的检讨，就是这样一批。这样就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那个时代，包括五十年代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的情况。这就比现在再写回忆录又要进一步。现在写回忆录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人在有些地方难免有意识地掩饰一些情况，或者回避一些情况，或者有时候把自己拔得很高，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有的东西不能完全信。
何：我特别反对写什么“自传”。我只是一个学者。学者嘛，每个阶段有自己的学术著作代表自己说话就行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只是我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一想到写自传，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私秘性，让公众知道你的爱好；你的家人是谁，你曾经爱过什么，恨过什么，有点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供人观赏。那感觉实在不好。
李：但是也不能完全排斥自传。自传它是生活性的东西。
何：我这想法你肯定反对。其实以前我一直没考虑过写什么自传这类看来还很遥远的事情。但有一次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别人写一位朋友的东西，应该说作者不是恶意，但是他根据一次见面的印象写了篇文章，里面有许多误解。当时看了以后，抽时间写了一篇短文，把我认识的朋友和我们这一代学者群体的思想历程简要描述了一番，算是作了一点澄清吧。后来我仔细地想过这一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写自传？有人建议，即便不写自传，总得写一个思想自传吧。读者们看了你那么多著作与学术论文，看不到你比较私人化的东西，要不然将来别人凭印象与一知半解的了解来胡编乱造，以填补空白。有的文德不好的小文人就是这样：你不透露私人生活，好吧，我就给你造一点出来，只要有人看就行，至于有多少真实性，他既不想对读者负责，也不想对他所写的人负责，更不用说对历史负责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想写什么“自传”。这既是对我自己负责，也是对自己命运所触及到的人负责。何况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是让世人从我的学术著作中认识我好一些。以后有时间了再写一个自传，留给后人做研究之用吧。这个时代有其特殊性，后来的研究者们总是要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
李：你想得那么远，想到身后了。
何：对。我现在最恐惧的是我活着的时候有人来研究我的生平、家庭之类。研究思想那没办法，但是千万别来研究我的生平。我现在特别理解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女士为什么特别讨厌一些“钱学专家”。因为我这四十多年生活跌宕起伏，经历的事情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