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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后一篇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此文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19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胡适是这样，到了储安平那一代人，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子。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他希望这本周刊能成为自由主义的刊物。他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他还告诉胡适：“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
说了这么多具体的事，无非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些瞎胡闹的人，他们确实是想做事的。说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史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第5卷第11期）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他的感受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清华校友通讯》18册66页）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有话好好说
？ 朱学勤
说长论短
《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发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韩毓海先生的反驳文字《新年答客问》，发表在今年二月九日北京《书评周刊》。由于春节邮寄耽搁，我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张报纸，读后受教益，也有些感想。看来目前这场讨论，大家都希望深入发展，但文风问题已十分突出，可以先提出来说一说。
毓海兄文章以大段指摘《南方周末》开头，说是发行量大，恶性炒作，误导读者，是对真思想的遮蔽。这样的批评恐怕不太合适。到目前为止，发表毓海兄或其他新左派朋友文章的报刊可谓多矣，如《读书》和《天涯》，无论就数量言，或是发表次数言，远远超过《南方周末》，但没有一家是因为发表这些文章而遭如此批评的。此前知识界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不少了，但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不同观点尽可交锋，提供篇幅的报刊杂志则无过，这已是知识界不成文的默契，也是常识。如果别人也这样不讨论你文章中的观点，而是痛骂发表你文章的《天涯》杂志，如此对骂，这场讨论还能深入吗？此外，人家也会想，你痛诋《南方周末》发对方一次文章是传媒行为，而你这一次发表文章选择在《书评周刊》，不也是大众传媒吗？总不能别人发表文章是传媒炒作，我发表文章就是宣布真思想，这就有点霸道了。
我曾引用毓海兄原文，提出三个质疑，与此同时，以更多篇幅既批评历史上自由主义发生的失误，又将现实中自由主义的困境、陷阱、有可能出现的失误，一共有四个，比质疑毓海兄的问题还要多，公开告诉新左派朋友，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帮助，双方能前进得更好。我始终在等待毓海兄的批评和反驳，等来的不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是笼而统之地说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理解，是“本质化思维”，是“制度拜物教”。这样批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否紧扣原文，给出一点具体的论据？究竟是我哪一段，哪一句有“本质主义”嫌疑？也好让我明白一点。我不仅承认自由主义有内在困境，而且在《书评周刊》上那篇文字又特意说明对待自由主义不能搞标签拜物，是“先有自由，后有主义”。批评我的观点，言辞激烈不要紧，最好能踩着证据，一步一步往前推，而不是眼一闭，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诸如“本质主义”这样的空洞概念在文章中还很多，但几乎都没有定义和说明，就这么一鼓作气哗哗哗地冲下来了，接都接不住。毓海兄拍着胸脯很自信：“毫不客气地说，我作为‘文人’在这方面比那些人阅读得多一些。”文人加不加引号没关系，读过那么多著作，知道有那么多名词概念，则更好。但是光这么说没有用，最好能区分文人抒情和学术讨论的界限，紧扣原文，有一分论据说一分话，批得对方心服口服。如果只是把形容词换成学术名词，而且还是一连串大而无当的外国概念，概念之下没有论据，概念之间又没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