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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躯体完全被“技术”这个新鲜的血液所充实、膨胀。一个又一个现代科学的伟大发现，不断削弱了理论教养的前进的动力。人类不是进入一个真正合乎人性发展的状况，而是被抛入一个新的野蛮之中。但这种野蛮并不是直接的暴力，更不是赤裸裸的野蛮的痕迹的呈现。它处于隐蔽之中，恰恰是温情的，投大众所好的，一般人是意识不到的。这种背景下，技术控制了人，而不是人利用技术获取了便捷，个人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以牺牲为代价的；大量资料的堆砌代替了洞察能力，专家代替了有思想的人。它打破了从前世界变化的常规惯性，新的诡异、怪诞、光怪陆离的现象，使人的生活秩序与从前相比无疑翻了一个跟头。
伴随技术的进步，人作为人，作为理性的承担者的概念已趋成泡影；而历史的目标也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不应是对自然的反抗，更不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同自然和解。但事实上的不可逆转的悖离使一切文化都成了类似的，形式上的独立并不能掩盖它们的相互联系，文化现象愈来愈演变成少数人操纵的产物。
今天的人们，难道就这样甘心耽于技术中的舒适为诱饵，而失去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启蒙辩证法》，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重庆出版社1990版，定价：3。95元）
米莱的艺术世界
？ 姜 陶
艺林撷英
我们对于米莱的作品曾经有过太多的政治联想。其实，作为纯粹艺术家的米莱既不热衷于政治，也不崇尚暴力，更无意于控诉某一个社会阶层，他只是在透过其作品表达一个艺术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观感和思想。但中国艺评界的无神论与米莱艺术中的有神观产生了冲突，以至于我们错将其艺术的精华部分视作为有“矛盾和局限”的“主观偏见”。所以，重新认识米莱似乎很有必要。
米莱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现实主义画家，以描绘农村主题见长，在“巴比松画派”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出生于诺曼底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瑟堡接受了最早的艺术启蒙教育。一八三七年，他来到巴黎，受教于德拉罗什画室，并在卢浮宫研究学习历代大师的作品。一八四八年，他的作品《簸谷者》在沙龙展出。一八四九年，他定居于巴黎东南郊外的巴比松农村。在以后的二十七年里，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为主题的作品。米莱的艺术语言承继了西方艺术的传统，尤其受曼特尼亚、普桑和米开朗基罗的影响甚大。其画风凝重质朴，造型简约概括，善于极富表现力地塑造人物。
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替，战争频繁，都市化与工业革命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米莱在巴黎生活了十一年，亲历了城市生活的贫困，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战争的残酷。一八四九年，他决定终生定居于巴比松乡村。从而开始了他伟大的农村系列画创作。
从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年间，米莱一直在穷困中生活，肩负着家庭的重担。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好几幅辉煌的杰作：如《播种者》（1850年）、《嫁接树木的农民》（1855年）等。当然，在这一时期里，他所创作最伟大的代表作是《拾穗者》（1857年）和《晚钟》（1859年）。《拾穗者》表现三个妇女在收割时节到地里拾取收割时遗落的麦穗。在她们健硕的身躯中有着顽强的忍耐力，虽然疲惫，却仍不停地劳作，正在谦卑地躬腰拾穗。而画家认为这种忍耐是有意义的，值得讴歌的；这种劳作是美丽的，所以他毫不倦怠地反复描绘这一主题。
由于米莱在世的六十一年，正是法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当时政治气候相当敏感，因此米莱的以农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往往被误以为是他支持革命的声明。“然而，米莱似乎只想表达他的人注定要不停工作的宿命观”（引自《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
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满血腥的时代里，却产生了《晚钟》这样静谧安宁的超世佳作，堪称奇迹：暮色笼罩着一望无际的苍茫大地，何等庄严，何等肃穆，不禁令人对造物主的伟大油然产生敬意。一对农家夫妇随着教堂钟声的敲响，放下手中的活计，以感恩的心在傍晚的微风中悄然伫立，以敬虔的祈祷结束一天的劳作。他们虽然卑微，却不失尊严，以天上国民的身份祈盼另一永恒和平的国度，而对天国的盼望也深藏在画家本人的心中。只有在这样的盼望中忍耐苦难，苦难才显得甘美，心灵才寻得平安。也正是这种内在的平安带来的恒忍力量，使得人们在动乱的社会中仍持有生存的勇气和智慧。毫无疑问，《晚钟》这幅画的灵感源自于《圣经》的启示，同时也是取材于米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米莱经常阅读他称为“画家之书”的《圣经》。难怪，列夫·托尔斯泰评价米莱的《晚钟》：“透露了基督徒对上帝和邻人的恩爱之情”，表现了“人和上帝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团结和睦”。
如果说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那么，对于这一爱的使命我们又如何加以定义和阐释呢？米莱的艺术生涯究竟是如何反映出他对这一使命所显的忠诚呢？
所谓“画如其人”。当米莱恒久忍耐地持守着在家庭中当尽的本分时，“家庭”也成为他画作的主题之一。虽然米莱的艺术天赋很早就得以崭露，但为了帮助父母抚养兄弟们长大，他牺牲自己的兴趣，在家里务农，直到年过二十岁，才开始接受艺术教育。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了与妻子一同抚养他们的九个孩子，他再次饱受许多艰难困苦。他曾一度贫困到必须靠政府的微薄救济品度日的程度，也曾几天不进食，为了把食物省给孩子（见《米莱传》）。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们就更能读懂《喂食》（1860年）、《慈母的爱》（1857年）、《编织课》（1868年）等作品所洋溢的诗意和欢乐是如何来之不易。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罗梭在看到《嫁接树木的农民》时竟感动得流泪。“艺术家越是从心灵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诚恳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而这种真挚就能使艺术家为他所要传达的感情找到清晰的表达。”（引自《什么是艺术》托尔斯泰语）米莱，不仅有诚恳真挚的感情，也具有极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
他认为“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当他表现穷人的痛苦时，并不是向富人阶级煽起仇恨。”（引自米莱传）。这是对于包括《播种者》、《簸谷的人》、《拾穗者》、《倚锄的人》等一系列作品的最恰如其分的诠释。有些评论家们批评米莱作品中对贫困的表现，认为他的作品没有美感。也就是说，米莱的作品完全不合乎当代巴黎城市文明的欣赏趣味。面对种种不公的评价和嘲笑，米莱在一封书信中为自己的艺术作了辩护：“有人说我否定乡村的妩媚景色。我在乡村发现了比它更多的东西——永无止境的壮丽景色；我看到了基督谈到过的那些小花，‘我对你说，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儿一朵呢！’”如今，谩骂也好，嘲笑也好，都已销声匿迹，惟有那壮丽的乡村美景仍在向人们吟唱着那一首古老的田园诗……
吴达志译罗曼罗兰著《米莱传》说：“……他紧紧束缚于他所看到的，而他所见到的东西里面，他呼吸的却是《圣经》精神。他脑子里充满的是它们，他经常引用它们（对他的某些朋友的趣味来说，这甚至太多了一点），直到他的生命的终结，他都惯于晚上向他的家人朗读《圣经》……”当我们在探讨米莱的艺术精神时，当我们被他的艺术所吸引，甚至为之震撼时，那追根溯源的冲动，会令人希望了解所谓“《圣经》精神”是怎样滋养这位画家的心灵及其艺术的。他为何要将“画家之书”的美誉加给《圣经》？可见，了解《圣经》是探讨米莱艺术精神的必经之路。
《圣经》维护了不容妥协的真理本身。而耶稣基督以自己无罪的身躯代替世人承担罪的刑罚，惨死在十字架上。这牺牲的大爱，给予《圣经》中的至理名言“神就是爱”以最清楚的诠释。而米莱艺术精神的主题就是宣扬这种博大的爱。
米莱的作品中，有众多引人注目的妇女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妇女往往被置于一个劳动的场景中。她们总是以女主人的身份，带着手头上正干着的活儿出现在画面上，或劈柴、挑水，或牧放牛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