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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打平和”、（浏阳方言汉文表多写为：“打平伙）“不是事”。据我所知，浏阳北乡社港话跟平江方言更接近。
另彭文中所说的民俗场景以及称棺材为“板”的情况，在浏阳甚为常见，断不为平江所独有。
倘依彭先生的逻辑，我想说笑笑生降生于浏阳并生活过较长时期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非得把笑笑生弄到我们浏阳去，只是想说明，我们湖南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以及湖北的南部的各县份之间，在文化民俗方面存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最好还是别忙于肯定笑笑生是哪一县甚而至于哪一乡人，不妨先在湘、鄂、赣开辟一块“根据地”，作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倘集我三省之力，最终解开这一史学上的大谜团，可说功德无量。
契卡主义
？ 刘洪波
书屋品茗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维克多·雨果的“温情主义”有着很多的不满足。我们可以欣赏他对邪恶社会的揭露，但他在《悲惨世界》中坚决不让冉·阿让以血洗血，总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过瘾。至于冉·阿让的人道精神最终竟然让那个警察头子自责而死，我们觉得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对于对手，我们更愿意说的一句话是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敌人在哪里，也是十分明确的：“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马雅可夫斯基语）
在苏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执行机构——克格勃以庞大的网络，先进的技术手段，结合古已有之的无所不在的眼线，通过各种各样的罪名，“惩罚”了无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敌人。然而，随着惩罚而来的，是这个机构本身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它的恐怖色彩，不仅使它在平民中失去了声誉，而且也摧毁了它自身。还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布尔什维克最集中的机构开始向传统的意识形态惩罚机构告别，一夜之间，克格勃里的党委停止活动，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它“说句公道话”。
早在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为首的苏维埃“惩罚之剑”的内幕。当时，他不得不为此流亡国外。而今，轮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马出来述说真相了，瓦季姆·巴卡京——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自己的经历，书名叫做《摆脱克格勃》。短短二十年时间，克格勃从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战的神圣，变成了它的主席都要摆脱的魔鬼。
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的个案调查，勾画出将普通人从正常社会流向古拉格的那条“暗道”。巴卡京走得更远，通过少量关键性的“核心事实”，从内部攻破了克格勃赖以生存的理由。索尔仁尼琴的笔墨，一直追溯到苏维埃革命初期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巴卡京不仅如此，更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为逻辑给出一个名词：契卡主义。
按照巴卡京的理解，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乃是克格勃的权力。虽然人民不能确定谁是敌人，但“敌人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没有敌人，整个克格勃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克格勃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此后，这一机构的名称经过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格勃），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名称改变的同时，这一机构的职能也略有差异，但一直不曾变化的，便是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寻找并消灭“敌人”，契卡主义思想体系的坚固性，远比克格勃这一具体机构要强。
设立契卡，是政权初立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更多的“线人”。
为什么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克格勃机构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在苏联的领导人看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专政者，所以这种专政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在内的政权机构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它负责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的论断，实际上是克格勃这一特务机构不断强化的理论基础。
契卡主义要将“敌人”消灭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那么一个“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着契卡机构的失职。因此，契卡机构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公民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公民，“侦察英雄”变成了社会的榜样。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契卡主义惩罚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机”的运作，社会不再具有活力，个人独裁受到欢呼，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强”的理由。
在契卡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苏联，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国一样，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间谍”、“工业党”等无奇不有的罪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机构在清洗无辜公民之余，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的首脑，被告申请“最严厉惩罚”的审判与枪杀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机构的死亡游戏，但赫鲁晓夫逮捕契卡机构头子贝利亚时，也要给他加上一个“英国间谍”的正统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
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个制度所以会采用特务政治，往往是由于以为这种政治最能消灭潜在的威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的安全。然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正好相反。在中国，明朝的特务政治成为削弱王朝最经常也最强大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