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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痴迷于写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几年，转为痴迷于做文学研究。一九六○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农业机械学校，但痴迷不改，仍然想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我在大学后期参加选注《近代诗选》，为《中国文学史》一书撰写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有关章节。南社文人，在清末、民初曾经很活跃过，连鲁迅都曾加入过它的分社。那时，中国文学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南社文学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我觉得，可以写一本题为《南社研究》的书。主意既定，便和我的同窗学友刘彦成君商量，两人合作。刘君也是《近代诗选》的选注者之一，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开始没有多少事可做，在那里刻钢板，写蜡纸。和留在北大或分配到其他显赫单位的同窗学友比，我们两人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一谈即合，决定动手。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边写作《南社论纲》，一边分别致函北京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说明写作计划。我和刘君都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又都在和科研完全无关的基层工作，出版社会接受我们的写作计划吗？信寄出之后，我们都不无惴惴。但是，出乎意料，两个编辑部没有瞧不起我们，很快都回了信。上海编辑所要求我们就近和北京总局商量；北京总局的近代史组则表示，南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欢迎先将《论纲》和已完成的部分初稿寄去。我们当然照办。一个月之后，中华书局文学组复函，说是南社在晚清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欢迎我们的选题计划。大概是书局的近代史组认为南社是个文学团体，所以将选题转出了。
我们虽有大学时编诗选，写文学史的经验，但仍不敢怠慢。找资料，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已经没有大学时的研究条件，其中的辛酸苦辣这里就不想说了。书稿完成后，寄给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三月，书局复信，表示同意出版，提了几条修改意见，书名建议改为《南社》，列入当时几家出版社联合编辑的《知识丛书》。信末称：你们有空时，请来我局面谈。
谁要找我们面谈呢？我们想，大概是责任编辑吧？没想到，一打听，却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我们知道，灿然同志当过文化部出版局的副局长，是著名的老出版家，这就使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了。记得是在一个炎夏的下午，责任编辑傅璇琮同志陪我们到灿然同志的寓所去。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城西的翠微路，灿然同志的寓所就在书局的大院里。那是一座极为简朴的小院，灰砖，平房，竹篱内有点稀疏的花木。灿然同志在他的客厅里接待了我们。说是客厅，不过十平方米左右吧？房间里除了白墙，似乎没有什么摆设。记得灿然同志身材不高，圆乎乎的脸，着圆领老头衫，灰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一个大出版家的架子。坐定后，灿然同志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把蒲扇，然后说，南社是否值得写本书，书局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写几篇文章就可以了，但他认为南社是有进步意义的团体，书稿有价值，极力主张出版。同时，他又告诉我们，《知识丛书》规模很大，作者有著名的老专家，如《楚辞》专家游国恩等；也应该有年轻的作者，你们刚从大学毕业，能如此用功，所以希望见见。灿然同志并说：最近刚刚出版了湖南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可以参考此书的体例修改。于是，璇琮同志就回书局取了两册书送给我们。灿然同志还问，今后准备再做什么。我当时表示，准备编一本《林则徐诗文选注》。鉴于搞注释需要有很深的学养，不是毛头小伙子可以轻易涉足的，于是，我特别说明，我们有编注《近代诗选》的经历，可以承担此事。灿然同志听了后，非常爽快地表示，你们可以做。不过，此后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一计划始终未能付之实施，这是愧对于灿然同志的。
金灿然同志爱才，对许多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九五七年那个难忘的春天，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一批年轻的助教们准备办一个同人刊物，名叫《当代英雄》，宗旨、条例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一座宿舍楼的墙上，无非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之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形势变化，《当代英雄》并没有出世，同人们却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反右后期了，进入处理阶段，“英雄”们似乎不能留在北大继续执教，出路成了问题，就在此际，金灿然主持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毅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后来，中华书局的骨干中，有几位就是原《当代英雄》中的同人，现在有的已是国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了。这件事，使很多人都佩服灿然同志的胆识和气度。
金灿然同志很忙，但他在百忙中仍然抽时间约见两个无名的年轻作者，是不是也因为“爱才”呢？我想大概是，虽然我自己和“才”并无什么缘分。
我们按照书局的要求认真作了修改，傅璇琮同志也对稿子作了加工。不过，书稿并没有能顺利出版。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等人指挥下，文化界展开对《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作品的批判。毛泽东于同年十二月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在这一形势下，书局被迫检查已出和待出的书稿，通知我们说：“对遗产要强调批判精神”，“南社的时代与现在接近”，“要格外慎重”，正在重新审读书稿，云云。所幸的是，这次审读，书局只对原来已作过加工的稿子再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付排。接着就是读校样，签合同，准备插图，似乎出版在即了。
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夕，“批资”的火力越来越猛，南社当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因此，书局又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将三校样退给我们，要我们“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研究资料，加强批判。书局称：如一时不容易改好，就准备对排版作出处理。我和彦成君商议之后，觉得意见难以接受，决定暂时不动，其结果自然是拆版。一直到“文革”以后的七十年代末，陈旭麓教授帮我在上海出版了《黄遵宪》一书后，又想帮我出版《南社》。我向中华书局重提此稿，书局不愿让出，于是，重加修订，由周振甫先生当责任编辑，于一九八○年将此书重排出版，但是，金灿然同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他主持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在“文革”中被说成封、资、修大毒草，受到了残酷的批斗，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逝世。
《南社》重排出版时，我们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并约见著者，热情鼓励，体现出一个老出版家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本书出版，金灿然同志已经去世，书此以为纪念。
一本小书，从确定出版到真正出版，竟拖了近二十年光景。新中国文化事业曾经有过怎样一段艰难的历程，于此可见一斑。
读《〈金瓶梅〉作者新考》的一点想法
？ 徐国鸿
编辑与我
近来在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书屋》杂志上，拜读了彭见明先生《〈金瓶梅〉作者新考》后，深觉彭先生以一位文学家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为研究《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应为何方人氏，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愚以为，仅凭某些俗语俗词的对应，就遽而断定笑笑生当为平江人可能稍快，似嫌不妥。
笔者降生的湖南省浏阳市，也是一很典型的语音地域。从彭先生文中所引《金瓶梅》的例语来看，其中颇多也合于浏阳方言。浏阳市旧制亦分为东、南、西、北四乡。因地处湘、赣交界，加上有客家人聚居，四乡的方言大致分别隶属于湘方言、赣方言和客家话。而东乡在历史上一直包括县治，东乡语言也是公认的“县语”正宗。这种东乡语言属于赣方言，当地相对于客家话称为本地话。彭先生所引的例子就多与这种本地话相合。譬如“净面”、“画卯”、“张见”、“执古”、“不到处”（浏阳本地话还可说：“不周处”、“不周到”）、“简慢”、“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