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氯疵挥卸凉钙Ｄ翘旄娲浅隼矗宦飞媳咦弑呖础Ｊ榈那鞍胧恰兑安思罚嗍丛谌甏室饨豕湃俗鞔剩沂悄纤瓮裨家宦觯挥钟械愣窳河龃海皇敲挥心前闩ㄓ糁苷郏舶簿簿惨桓錾倌晔樯樱蛔忠痪淙炊即哟噶兜美础Ｎ蚁肫鸱厦凇短感率分泻孟裉崞鸸庑┪淖郑丶乙徊椋挥姓庋欢位埃骸按送獬毯孜饔幸槐颈”〉纳⑽募钦嬲男挛难В肝皇硕及茫际嵌辏ò醇�1937年）前的事，到现在无处出版，所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话也很不容易了。”
关于散文，我尝有“诗文有别”一说，鹤西之作应该算是上品的散文诗，怪不得废名要说“几位诗人都爱好”呢。我觉得这里真是文心相通，不由得好生喜欢。此书出版在一九九七年，算来距作者写作已有六十年了，就是废名也是隔着整整半个世纪在那儿太息。“初冬的朝颜”，出自日本的俳句，或许乃是一点生意，一种慰藉，但到底还是悲哀的；犹如一说“但愿人长久”，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难道我们真的当它是两回事么。
书的后半才是《初冬的朝颜》，大约皆为近年所作随笔。还是给我安安静静的感觉，但不复是当年安静的忧伤，而是老人安静而平和的深思了。据书中所写推算，鹤西当已年过九旬，没想到废名“可爱的小朋友”这么老了。他也正写得非常好的老人文章，老而沉着，老而有趣，《追忆知堂先生》即为一例，末尾有云：“虽然涉世以来，也不是没有看到前后（或一度）判若两人的人和事，但仔细思索之后，多少都还能追溯到一些主客观的轨迹。惟独他的失足在我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最后，在百思莫解之余，我想到的竟是美国梭罗的话；‘奢华与舒适成了人类走向崇高的真正障碍’。而先生的生活，似乎又还够不上奢华，于是这一猜想也就只可供我自警了。”
我这些年来于出版周氏著作稍稍用心，顺便也就关注他的生平，只是不敢妄谈研究，因为好多地方不能懂得，却又好像无法绕过去，所以一向也没写过什么。这回看见鹤西的话，眼前为之一亮，实在佩服他说得如此干净实在。遂想起《论语》里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来意思已经完了，然而跟着他又找补一句“是知也”，敢是因为若没有“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也就谈不上，所以要特地点明不成。孔子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本是对己而言，然而对人正有如对己；不逾“知之”与“不知”的界限，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可以胸怀坦荡地对待了。我想鹤西是担得起古风可存这句话了罢。
当时时光已晚，次日早上打电话给丽雅兄，想要鹤西的地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位君子还是智者，我须得写信去问一声好才是。她说鹤西一定回信，而且他是爱写长信的。末了还叮嘱一句，要联系就赶快啊，他可是都九十二了。又过一天我约丽雅兄见面于“三联”，在三楼的咖啡厅里，匆匆写了一封短信，附带提到：我最心仪废名，从他的文字中早就熟悉您了，所以感觉很亲切。连同我的一本《如面谈》，一并麻烦她代我寄给鹤西。谁知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说赵丽雅来过电话：刚得到消息，鹤西在十天前已经去世。那一晚我良久不能入睡，把《初冬的朝颜》翻了又翻，觉得若有所失。可是我失去了什么呢？仿佛失之交臂，又仿佛连这也算不上。“初冬的朝颜”，不啻一个幻影。又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心情也只是惘然而已。
记韦君宜
？ 许觉民
其人其事
在六十年代前，我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她在编团中央办的《文艺学习》，但是我并不认识她。六十年代初，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因故人事大变动，一九五七年社长冯雪峰被划上右派而下台，一九五九年，接任的社长王任叔（巴人）又因大谈“人情、人性”而被免职，因此这个“社长”的交椅就一直空着。一次在开会时周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可以加强领导力量。不久，作家协会调来了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几位，戏剧出版社来了孟超。上面决定由严文井任社长，韦君宜为第一副社长，其余再按顺序排列。此时我方才认识了韦君宜。
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说不定她在准备什么腹稿，像演戏一样，先来一个彩排。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不足为奇。
韦君宜一九五七年在作协时，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为此也被批了一通，差一点戴上帽子，以后因胡乔木的说情，免了戴帽，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她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一起来，其中有一个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一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要出版杨朔写的一本《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画得不错，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不好，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印。他在韦君宜面前力主要重印，韦未置可否，把我找去，要我判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讨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