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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也只不过是要检验一下“主席是否有纳言的雅量”。平心而论，这充其量是一名三品御史的心态和器宇。而且此后他连这样的“检验”也放弃了，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放弃是无可指责的；但失去了自由批评能力，还能用什么去证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艰难地维系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呢？
和梁漱溟相比，陈寅恪先生算是幸运得多了。陈先生一方面跟政治的关系疏远之极，另一方面又以学业之精专而名满天下，他不仅没有和最高领袖当面冲撞的机缘，相反，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对他极具谦恭照顾之诚。人们很少听到陈寅恪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在“拔白旗”运动之前，他一直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受过什么强烈冲击，可以说是生活在与现实隔绝的另一个世界里（恶人如龙潜之流的寻衅只可视为意外的个别现象）。就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在政治琴弦越绷越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他老人家也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撰写《柳如是别传》。今天，有的学者在努力发掘钱、柳爱情故事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无非想证明陈寅恪于此项研究中胸襟的博大和寄寓的高远。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有兴致了解钱谦益、柳如是或者《再生缘》的弹词作者陈端生其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就连他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缘起和意义，也作过一段极精简的概括：
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虽然是自谦而兼自嘲，但于此亦可窥见老人衷曲之一斑。
那时一般人对陈先生的认识，大概主要通过他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应景诗词。他的诗作甚多，但绝大部分是在他身后才得以和读者见面，年深月久，人事俱非，典僻词艰，难求达诂，仅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家，便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势同水火，看来很难作为判断他内心世界特别是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不过人们从报上读到的陈诗却并不难懂，比如他在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写下的诗句：
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还有在大跃进开始前一年的除夕之夜，他写下的那副春联：
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虽然是偶一为之，但一眼看去，实在和千百年来的“应制”、“颂圣”之作没有多少区别。陈先生当然不会曲意讴歌太平以邀宠，但那份怡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国家民族的命运处在怎样的转折关头，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梦里——蒋介石请他吃饭，他事后有诗曰：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广州京剧团到中山大学为老教授们举办清唱表演会，其间情景，使他重温了青年时代的往事：作为簪缨世家的翩翩佳公子，听谭鑫培唱堂会。怀着一种岁月不居的怅惘，他写下的诗句是：
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其内涵是何等的沉重而艰辛！而在老先生那里，却不过是“华胥一梦”，由此可以想见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遥远距离。陈寅恪确实坚守着自己的一片文化园地，但在文化思想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和“自由主义传统”实在很难挂起钩来。
至于吴宓先生，固然精于西学，但和西方现代思想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由忠厚而及于迂腐，实在令人不免想起钱钟书所云，怎一个“笨”字了得！仅凭他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便有那么大一篇自白面世，就让人有理由怀疑他除了糊涂，还有着太强的发表欲和虚荣心。张紫葛先生的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曾经激发了几位专家学者查明真相的义愤和勇气，然而在一般读者看来，书中的内容对吴宓老人并无不敬之处，相反，作者笔下分明饱含着尊敬和同情。如果说吴宓的儿辈有些不满，那倒还在情理之中——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个年代里，“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乃是人之常情，有许多比他们过分的人还经常在回忆录或电视访谈节目里把自己美化成节妇孝子，他们又何必那么耿耿于怀呢？我不理解的是那几位“学者”，他们凭什么那样义愤填膺？似乎非要把那位囹圄半生、失明跛足的张紫葛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后快！事既不关乎主持正义，文又不足以炫示渊博，我真为某位颇著文名的教授感到遗憾：先生此举，未免有伤忠厚啊！
把若干位受到优待的文化遗民奉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纯粹是某些学人的炒作行为。他们显然是在迎合一种时髦，即倡导自由主义的高调以取悦于在市场竞争中占尽先机的强者和精英，但这种自由主义却绝对有悖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平等，如果说它要强调什么，那首先也是弱者、穷人、体力劳动者、低文化程度者的权利，而不是强者和精英的权利，不如此，全部人权理论的基础就将动摇而且瓦解，那样，自由主义也就自然失去了立足之基，而崇尚精英的人提倡的自由主义，也就只能是对自由主义的歪曲和反动。
评价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确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特别是对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行为的是非作出简单的判断尤为不易。比如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撇开那些在两朝政权中都做过大官的“贰臣”们地位有些尴尬可以不论外，其他出仕清廷的（无论是自动应科举还是被动受征辟），似乎并未在气节方面受到什么指责，即使终生不仕的某些名儒，其实也和朝廷达成了某种默契，公开坚持自己的敌对立场，绝对难得善终。这两类人（仕与不仕）遵循的都是“君君臣臣”的儒家传统，所谓“夷夏之防”云云，并不是儒家文化原初的根本要义，直至今日，仍然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总结历史，最重要的只能是尊重它的本来面貌，脱离了真实，一方面会抹杀了时代的严酷性，另一方面也无法认清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从而也得不到有价值的经验。其实，只要认真地回顾历史，就不必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什么自由主义的传统了。巴金老人晚年对自己的过去所作的严格批评，已经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剖析越深刻，就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尊敬？这大约正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却还保留着未泯灭的良知。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 谢泳
说长论短
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这种学术的变化不仅仅是学术自身的发展，更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太没有生气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说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能客观地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
我个人在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想重新了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选择的角度是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我所用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简单的实证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有传统的，我决不从理论上找原因，更不做主观的推演，而是要找出具体的事例，让这些事例来证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
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我以为是有的。远的不说了，比如严复那一代人的情况，因为隔得远一些，说起来也比较费事，我们就说近一点的，从胡适他们那一班人说起。
我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什么是自由主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我们有许多现成的专家，也有不少现成的专著。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等等。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