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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求荣取辱’，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率。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是忽略甚至否定的。如毛泽东就曾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可以说，正是在法治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它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毛泽东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在一个本质上是人治的社会里，在一个从最低级的官吏到最高的领导，都认定“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社会里，法制再健全，也不过徒具其表了。”
中国正处于一个很严峻的时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而改革的诸多阻力中，传统文化是最强大者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整天把“弘扬传统文化”挂在嘴上，居然还有人宣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在二十一世纪雄视世界。如果是因为对中国现状的无知，那便意味着昏聩。如果知晓中国的实情却仍要高唱这种论调，则不知是何种心肝了。
大禹的子孙们
？ 余 杰
——————末世温馨
中华文明是“水”的文明，治水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管怎样腐败的朝代，都不会忘记治水。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的整个政治架构都与治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讲求水利的中国人，早早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制，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古国。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片断的分析。本世纪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极为强调这种理论，认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求有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技术人才，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产生了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即官僚。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
而《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有更加深入的论述，他写道：“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当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偏颇，过分地夸大了水患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华文明是在水边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水边发展成熟。“治水”在中国既是形而下意义的、操作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科学，也是形而上意义的、高度抽象的统治术。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从《老子》到《贞观政要》，关于这一类的表达举不胜举。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为南河，后者简称为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掌治河渠，固堤浚流，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是在清代，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在清末裁撤这个职位时，连皇帝也对河督们的行径惊叹不已。关于河督豪奢的生活，在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最生动的是张海沤所著《曼陀罗轩闲话》中“某河督”一则。
该笔记记载，清代河督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珠玉玩好，搜之民间，求之异域，动辄数十万金。河督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因为我担负着治理大河的神圣使命，而治水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在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贪污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笔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贪污数量的巨大，而是河督可怕的饮食嗜好。“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无所不至。而惨刻酷毒，尤无人理者，百出其计以遂一餐饱，真野蛮之极度。”
有一次，一位钦差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河督挖空心思想讨好钦差，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他在治水上所花的功夫。他向钦差摆开大宴，宴席之丰盛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席间，下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中装着小猴子。差役们把猴子的头拉出笼口。仔细一看，原来猴子全身的毛已经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于是，把笼子放在炭火之上，每个客人的面前放上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之类的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客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这样活生生的猴子该怎样来吃。这时，猴子被烤在炭火上，辗转叫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非常高兴。猴子越悲惨，主人越高兴，仿佛在观赏一件有趣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都已经被烧焦了。差人于是拿来一个小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个小洞，大约可以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们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要有意思。河督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已经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河督还有一绝：专食鞭猪。什么叫鞭猪呢？这是一种专门饲养的猪，平时将用细米煮熟，浸以鸡鸭汁作饲料，使其肉鲜嫩而且干净。怎么“鞭”呢？把猪放出猪圈，让差人们轮流奔跑着用竹杆鞭打猪，而且必须保持极快的速度，直到将猪活活累死为止。猪狂奔号叫，半日乃得死。据说，鞭打猪能使它的血聚集到腹部，它奔走号叫以后，筋骨皆疲，肉皆离骨，肉味愈鲜。其他还有种种惨酷的虐吃之法。
张海沤的笔记秉承了佛家的思想，最后给河督安排了一个报应的结局，不知实有其事还是他编造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巧合。河督后来以不法赐死，杀身于菜市口，妻子和儿子皆发配边疆，途中遇强盗，妻子被侮辱，儿子被惨杀。张氏在末尾发了一番议论：“予记此非搀以因果报应说，盖野蛮行为已将天地间发扬生长和气耗残尽绝。万物生天地间，无非一气所鼓铸，所以人多忧则易老，多乐则常泰，盖一则其气郁，一则其气舒也。果报之说，犹为中下人说法耳。欧美人虫蚁尚有保护，动物不许苛待，立之专条，联以会众，何其仁也。”从这个角度进行文化比较，张氏算是第一人。他敢于抛弃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难能而可贵。在世纪之初，民不聊生的中国，人且不能保全，哪有精力去关心动物？而张海沤从揭露“禹的子孙们”的贪污和残暴入手，进而谈到动物保护的问题，堪称本世纪动物保护的第一人。
无独有偶，易宗夔的《新世说》也有一则关于“治河总督之饮食”的记载。鲜美的猪肉的制作方法，与上面的记载大同而小异。这里是把猪关在一间密室里，也是让人持一杆，逐而挞之。到猪累死的时候，立即将它背上的肉割下来。“盖其背受挞，以全力护背，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甘腴无比，余肉腥恶失味也。”这是与上面记载不同的地方。因此，一小盘猪肉，花去了五十头猪。吃猴脑的方法，也是大同而小异。这里是将猴子穿上棉衣，在餐桌中间造一个小洞，如猴脑的大小，让猴子站在中间，脑袋刚好从小洞中露出来。于是用开水灌猴子的头顶，再用铁锤敲开猴子的颅骨，然后大家分而食之。
《新世说》中最为特别的是关于驼峰的吃法。“有食驼峰者，选壮健骆驼，缚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看来，这些家伙还懂得点辩证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庞大无比的骆驼被这样吃掉，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野蛮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是野蛮人，哪里懂得我们伟大的文明呢？可是我心里发毛地想：到底谁更野蛮呢？他们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食不厌精了，我们能够以此而骄傲吗？易宗夔写道：“他如食一豆腐，制法有数十种之多，且须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