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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里多的是资深编辑。论学问、论文字、论水平，梅玖哪儿轮得上？但梅玖是太爷（现在是社长）调来的，又三天两头往太爷处跑。太爷私事、家事都是他在操劳，办公室主任都插不上手。回到部里审稿，动辄搬出了太爷，谁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顺着他改来改去。好在报纸的稿件，多一句少一句无碍大局，按梅主任的意思，无非多加几句套话废话——加就加呗。梅玖不懂这个，他认为，改来改去就是他的工作，改得越多，表明他越是尽职。太爷有时提到某篇文章不错，他赶紧说，“您不知我费了多少劲，开始那稿子根本没法看。”如果太爷说哪篇文章废话太多，他就说，“我这已经给他删了好些了，原先，好，恨不得每段都加上好些废话。”
太爷调走了。这回没把梅玖带走，兴许有更合适的人了。新来的老总对梅玖很不满意，几次撤下上了版的稿件，还把他叫去申斥了几回。每回申斥归来，他都要向部里传达总编的指示。他说，老总最关心的是咱们部，叫我去得最多，有的部一次还没挨上，咱们可已经五六次亲聆教诲了。要不是老总看重，谁有这福份儿？
他在办公室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老总指示”，把老总每次的训话都贴在上面，以示永志不忘。如果哪次因为没有他的干预，稿子出了点彩，老总夸上几句，他必定说道：“我们能有这点儿长进，都是老总把着手教的。”
新老总也渐渐喜欢上了梅玖，虽说业务考试好几回没及格，但会办事，有眼头见识。于是，把他调任报社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进了报社领导班子。听说原先那位太爷犯了事，梅玖每事必拿老总同太爷做比较。太爷不懂业务，太爷太贪，太爷待下苛刻，太爷任人惟亲，太爷用人不当……太爷缺的，正是老总富余的。
有一件事，使老总深为感动。老总喜欢写字。每到一处，只要主人有意，必定即兴挥毫。写罢之后，必问梅玖：“你看写得怎样？”这时，梅玖会作欣赏状，近看、远看、再近看，然后说：“字，我不懂。跟着您，看得多了；觉得跟沈尹默也差不到哪儿去，骨力好像还胜些。”这时，老总脸上会绽开灿烂的笑容，哈哈大笑道：“你懂什么！不过我倒是真的学过沈尹默沈先生。”回宾馆的路上，老总见梅玖的包里鼓鼓囊囊，问他带的什么东西。梅玖拿出来，全是老总写废了的字纸，说是“老总的墨宝，别糟践了。我拿回去，铰一铰，贴一贴，不就成了一本字帖了吗？跟着老总，咱们各方面也得长进着点不是。”老总听了点点头，“有你这份心思，也就不容易了。”
梅玖秀才的文章大概不会有什么长进了，但梅玖相公的官运正不可限量。人们称赞会做文章的秀才，其实他们不懂，会做文章是最没有用处的。真正有用的，是梅玖这样的。您瞧，他活得多滋润，虽然他不曾唱过主角，但哪个时代都少不了他。老实说，主角们的戏，多一半还是靠他们在唱呢！
梅玖高寿，直到今儿，还没见老年痴呆的迹象。看来，他且得活一阵儿呢。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 王彬彬
——————岂好辩哉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个转型的过程应该说始于上世纪中叶，它与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睁开眼睛看西方是同时开始的。中国人在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同时，也开始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正视传统文化的弊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先导的。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路向的偏离，那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根本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这些，本来早就是一种常识了。然而，这种常识在九十年代却遭到了否弃；遭到了践踏。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九十年代以来，从官方到学术文化界，一直到民间，观念都颇为混乱。总的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阵势，大大压过了“批判”传统文化的声音。“弘扬”，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则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过时与落伍之举。是否应该继续批判传统文化，在今天又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像这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法回避一样。
昨天，晚饭后我打开电视，荧屏上是一个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原来，这是去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诗歌讨论会的专题报道。一个接一个诗人朗诵了自己的诗之后，又发表对诗的看法。其中一位不老不少的诗人说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国诗歌也将全面复兴。”听到如此高论，坦率地说，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当然，此类高论已不是第一次听到。早有今日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宣称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称霸世界，是全球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而到二十一世纪，则是东方文化，具体说来，便是中国文化反败为胜，风靡世界之时。到那时，全球都将奉行“中国中心主义”，因为到那时候，各民族都会彻悟到，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被这些人认为将要“全面复兴”并主宰世界的“中国文化”，并非指一种再生的新文化，而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同起来，可算是这个“世纪末”最大的怪论之一。“复兴”是相对于“衰落”而言的。中华民族的全面衰落，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与西方列强相遇时开始的。此后，一代又一代优秀之士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求索、而奋斗。他们的一种共识，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尽管他们也有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态度更激进，主张全盘抛弃传统文化，有人则稍温和，认为传统文化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但在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然而，到了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却被视作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一种条件或一种结果。不知以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将是何种面目，是“复兴”到鸦片战争前的“我大清”，还是更早些的汉唐宋明？
的确有很充分的理由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成两个阶段。在八十年代，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导致包括“文革”在内的种种“左”的灾难的根源之一，也正确地看到了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而九十年代以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渐高，批判的声音则愈来愈稀落。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就思想文化界来说，反思辛亥以来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原因，对“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的质疑和否定也是一种原因，还有“国学热”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全盘否定，被视作是激进主义的一种表现，当激进主义遭清算时，便连对传统文化的温和的批判和非全盘的否定也仿佛成了一种谬误。“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核心内容便是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当启蒙精神被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之后，再对传统文化发出批判之声，就难免“死抱住启蒙不放”之讥。至于对国学的研究，本身并不一定排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有利于深入细致的批判。但对国学的研究一旦成为一种热潮，而且这种研究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时，也难免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在“国学热”中，又有一股持续不衰的“国学大师热”。对这些“国学大师”的无限尊崇，也演变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这种情形在“陈寅恪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当然令人生出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