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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爱国精神。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性的著作，其宏大的气魄、雄伟的场面、深刻的思想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他世界观矛盾的集中体现。作者在一部描写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由此产生的悲剧的家庭生活小说中引进了广泛生活内容，对俄国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很多价值的问题。
小说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的故事。安娜由于对丈夫卡列宁不满，爱上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终于在贵族社会的鄙弃、情人的冷遇中卧轨自杀。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中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通过这两条线索、托尔斯泰集中地刻画了安娜和列文这两个丰满的艺术形象。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她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中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作者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安娜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无耻；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她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表达了“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的思想。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资产者，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农庄。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最后列文也失败了，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宗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列文的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
《安娜·卡列尼娜》深刻地反映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人社会风貌，以一种史诗的广阔性描绘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尚未形成时俄国贵族地主的精神危机与拯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复活》〔俄〕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写于1889—1899年间，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小说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落为娼，最后她被诬告犯杀人罪而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与她重心见面，受到良心谴责为她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动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又爱他。但她为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终于同另一个流放犯结婚。小说通过这些情节，反映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集中反映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博爱”等托尔斯泰主义准则。
小说暴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展开了对俄国贵族官僚社会的最尖锐的批判：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怀心事，随随便便就将玛丝洛娃判刑。随着情节发展，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农民的鲜血，副省长常以鞭打犯人为乐。托尔斯泰愤怒地指出：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法庭的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小说又以无比惨烈的事实撕下了教会的“慈善”面纱，而且《复活》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的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托尔斯泰悲愤地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利。
小说集中地描绘了“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玛丝洛娃的形象。
作者借用这两个人物，表达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恶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爱的宗教”等宗教道德思想。在小说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和他的“忏悔”对俄国文学中贵族形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玩偶之家》〔挪威〕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荡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他是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五、六十年他写了 《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
《赫尔格兰德的勇士》、《觊觎王位的人》等历史剧，取材于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激发爱国精神， 1864年易卜生对挪威当局不支持丹麦而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住在意大利和德国，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解放，提出“精神反叛”的口号，1877年，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了《社会栋梁》、《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重要剧作，尖锐地提出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社会问题，引起强烈的反响。
《玩偶之家》发表于1879年，是易卜生探讨妇女地位问题的著名剧作。
《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那拉是她丈夫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娜拉出于真诚的爱情、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救活了他。剧本一开始，海尔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得意洋洋，打算碎退一个职员，但这个职员就是娜拉的债主，他以揭发娜拉的假签字相要挟，要求她替他保全职位。海尔茂知道原委后骤然翻脸，呵斥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娜拉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她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海尔茂表面上是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生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把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呈现在观众面前。娜拉一旦识破了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他发扬了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 《玩偶之家》体现了易
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特点，针对现有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从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有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
《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 （1828—1905）生于法国南特城一个律师家庭。他自幼在这个海滨城市读书，从小培养了对航海的浓厚兴趣。1847年他毕业于南特公立中学，次年按父亲的旨意投考巴黎大学法律系。青年时代他写了许多诗剧，其中一出《断了的麦杆》受到大仲马的赞赏，于1850年先后在巴黎和南特两个城市多次上演。这期间，他经常上国家图书馆，热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