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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凑巧，去年初我还收到过姜德明写的《梦书怀人录》一书，这是他继《余时书话》后的又一本书话。里边既谈书，也谈人，也显示了作者读书的长期积累功夫。其中有一篇《怀人的散文》，谈到上海抗战胜利前夕柯灵编的《作家笔会》一书，说这本书现在别处找不到，其实我书箱里倒有一本。他还说此书所收十多篇文章作者大都用笔名，除了知道“东方曦”是孔另境，“子木”“渭西”是李健吾之外，其他都不太熟悉。而我倒知道几位。如小山、林拱枢、但萍、余立等是哪一个人。他特地写信问柯老，柯老说“葑菲”可能是吴岩。确实就我所知，吴岩用过“葑菲”笔名，不但在《作家笔会》中写回忆方光焘的文章，还用这个笔名在柯灵编的《万象》上发表过小说《中学教师》。不论写小说，写散文，在当年，我们的这个学长确是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虽后来他致力于翻译工作，但他的翻译作品，仍然是有卓越的建树，最近出版的《心笛神韵》，就是个明证。令人牵挂的是在他长期艰辛的工作以后，他虽现在还不到八十岁，他的腰伤已使他不可能经常外出活动。
前几天，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华侨大厦开年会，我们济济一堂，唯独吴岩缺席。出人意料，却见到另一位校友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他也是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作家，不过他主要是写小说，比我也虽年长三岁，但读的是地理系，与吴岩同级而不同班。他的机智是四九年以后坚决按着自己的学历从事地理学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但近年来还是写了一本《旅游景观欣赏》，从他的专业人文地理美学角度来谈各地景物，自有它的独到之处。那天他来参加校友会，还是从医院病房里请假出来，看来老人出书，多与疾病偕行。真是可叹。
今年收到的另一本老友赠书，是董鼎山的《董鼎山文集》。鼎山与我同年，也与我同乡。我用“徐翊”笔名在“孤岛”时期写散文的时候，他也在那时开始用“坚卫”“令狐彗”笔名动笔。从学校出来，我们都在新闻界工作。所不同的是一九四七年他去美国留学，从此不闻不问，直到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他通过董乐山给我寄过稿件，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近年，他回沪多次，其中有几次我们会过面，发觉他仍像几十年前那样十分潇洒，只是头上多了几根白发。去年夏天他来上海，在华山路一家餐厅为柯灵八九祝寿聚宴，他给我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后只觉得它来得迟了一些，因为它写的几乎全是美国的生活，如果早三年出版，我在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美国，在那边住了十个多月，就不至于对美国新闻文化界一无所知了。当然这不好责怪作者，他的一生时间有三分之二在美国生活，我怎么能要求他的“文集”写我们中国的事情呢？幸而他的书还是有不少篇幅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些忆念的文章，如《悼小洛》，就使我想起当年的上海新闻界和电影界。他在那篇文章还谈到杨复冬，这位笔名“钟子芒”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曾经和我与何为、沈寂四个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初期，经常到新雅茶室吃茶谈心。当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蓬蓬勃勃”开展，我们这些人还有可能在一起东扯西扯，谈这谈那，过了不久，就都噤若寒蝉，无话可谈，也无地可容（没有茶室）了。杨复冬早逝，不但鼎山表示怀念，我们也无不觉得痛惜。当然，《董鼎山文集》究竟是一部从各种角度反映美国文坛报坛实际的随笔录，读了后不但增加了我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人的认识，还由此从侧面了解了与我们阔别几十年的这位老友的生活经历。他的笔调还是和过去一样，无矫饰，无渲染，潇洒自如，好像坐在读者旁边，与一二个朋友谈天。
去年还是我们的另一个朋友魏绍昌的丰收年。他与我们相交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有一次董鼎山来沪曾由他相约在卢湾区友谊餐厅相叙。绍昌出身有钱人家，但并无富家子弟骄横之气。他从青年时代就爱藏书，爱看戏。在看书看戏之余，又广泛结交艺人和文人。他的知识既从书中来，从戏剧中来，又从实际交谊中来。他至今已编写了十多本文史资料，近年来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到海外多次讲学，受到广泛欢迎。去年他出版了三本书，其中《魏公好犬》《戏文锣鼓》，都是他多年来劳动积累的成果。
袁鹰比我们这些人虽然年轻几岁，但与我相识也已五十多年了。他在去年初出版的《上海：未褪色的梦忆》，是一本回忆在上海的工作、生活经历的书。他和我一样，是在抗战初期跟随父母逃难来上海读书的。当时江浙两省各地战火迷漫，不少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上课，南京路慈淑大楼成为收容各校上课的集中地点之一。就在这幢大楼上，袁鹰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我在东吴大学附中读高中，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却各在“孤岛”上各报投稿。袁鹰虽比我们年轻，思想进步却比我们快，抗战胜利前后，他已与丁景唐一起从事地下党活动了。而我们虽与他们相识，有些来往，却在这点上，毫无察觉。难得的是，丁、袁两位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从未向我们摆出架子，露出“进步”面孔，与我们保持距离。《上海：未褪色的梦忆》一书所写上海种种，都是通过作者的实际生活来表达对上海的情怀，既有浓郁的散文味道，又引起我们无限联想。我作为在上海已住了整整六十年的老居民，读了这本书，不论对上海，还是对作者本人，都有说不尽的感谢之忱。最近又承他寄我新出版的《泥河》；则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作品集；和刚收到的老作家罗洪女士的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同读；更使我敌忾同仇；旧梦依稀；百感交集。
我收到我们的同时代人在今年出版的书，当然不只上述的几本，又比如荆中棘（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曾用“越薪”笔名写稿，在目前则用“言微”笔名）的《一笑之余》，我对他说：“你这本书虽说是一本杂文集，看来每篇不过几百字，只谈一个问题，一种思想；但把这本书的近两百篇短文合起来看，其实是一部长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又比如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参加作代会，有个晚上邢祖文到京西宾馆看我，送我一部比两块砖石还厚的《中国电影志》；去年秋季在中国作协杭州灵隐“创作之家”休养，乌鹏廷来看我，送我一部《西湖志》，篇幅与《中国电影志》一样厚，重量达到十二斤。这两部书都是和我相交半世纪以上的这两位老友以“副主编”名义与人合写的扛鼎之作，它们不仅增加了我丰富的知识，同时也从我这两位老友的白发上，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和持久，以及他俩对我的真情厚谊。愿所有我的写书朋友都健康长寿。
出生于六十年代
？ 赵柏田
许晖从郑州来信，谈到人是多么的容易受表象的蒙蔽，为我和他同生于六十年代感到由衷的“庆幸”，他这样言及他的工作——“把一代人联络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在那封不长的信中，许晖向我推荐了他的好友李皖的《我们这一代》，说这篇由他编发的文字，是对“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的一次极好的总结。
我是李皖“文化乐评”的热心读者，他梳理、批判着耳边的流行，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数码时代寻找着美的声音，然而恰恰是许晖说的《我们这一代》我没有读到过。翻开手头的《东方艺术》样刊（1996第6期），一个醒目的标题跳了出来：《一代人的肖像》，作者正是这个李皖。在这篇从引述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中对六十年代鲍勃·迪伦一次演唱会的描绘开始的文字里，李皖的乐评传达出了一种新的气息，他不再只是一个声音的描述者和追逐者，他的目光投向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集体——李皖称之为“代”。什么是代？李皖说，“代就是某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的经历”。
与九十年代初，某文学刊物推出“六十年代作者群”的操作不同，我意识到，许晖、李皖们更多的力是用在了对这一代思想的描述，和生成这一代特有禀赋的文化情绪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研究上。对一代人的命名，其实质就是对一代人有意识的身分确证，“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这是地处中原的许晖的野心（他的朋友李皖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听听也就激动人心了。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