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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杂志的每期封四，都印有一句大概是该刊的箴言，曰：“屋不在大，有书则灵”，显然是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意在鼓励大家读书，心自然是好的了。但有了书，是不是就灵，恐怕是两可之间的。有的人，不但读书，还写书呢，不照样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今人就不去说了，免得生无谓口舌，还是举个不太远的例子吧，如周作人者，他读的书，他写的书，不比我们谁都多，可他最后当了汉奸。
所以，灵不灵，大概不在书之多寡，“斯为陋室，惟吾德馨”，关键在于德。
感谢《书屋》，使我想起了《陋室铭》，从《古文观止》里翻出来，重读一遍，倒颇有启发。
《陋室铭》的作者，从来标明是唐刘禹锡，但也有人考据出来，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未曾收进最初编成的他的集子。但不论是谁的文笔，能用八九十个字，写出这番精粹至极，凝练至极，余味无穷至极的意境，是不由人不折服至极的。
谓予不信，你不妨试试。
近年来，散文大见发达，好的赖的，真的假的，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沸沸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说不好是古风的复归，还是书商的经营；于是，今日文坛上那些自以为，或抬轿子吹喇叭以为的散文大家们，或陈年腐朽地酸文假醋，或大掉书袋地半文不白，或卖俏卖少地拿腔作态，或丹田不足的豪言壮语，纷纷亮相，频频出镜。作名士状，作学究状，作清客状，甚至作蔑片状，式式不一，也真是令散文这老字号兴旺到有倒牌子的可能。
无论什么东西一泛滥，必成灾。
其实，中国是散文大国，汉魏以来，迄至明清，有别于诗赋的散文文体，巍然为文学的主流。例如唐宋八大家诗歌的成就，固然千古吟唱，家弦户诵，但他们更以著作论述的笔墨，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荣耀的位置。一般提到韩、柳、欧、苏，都是先想到他们的文章，然后，才是他们的诗篇，就足以说明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份量。
刘禹锡在唐诗人中是较普及的一位，诗胜于文，文章除了这篇《陋室铭》，余者便寥寥了。他历仕顺宗、宪宗，文宗，武宗，曾为王叔文党，玩过政治。不过他玩得不甚成功，相反，艺术上倒很有成就，以诗名噪世。诸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等名句，直到今天，犹传唱不已。十年“文革”期间，他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是和毛主席最高指示，经常被革命小将引用的。但他（姑且认为是他）这篇不足百字的极短散文，却是千古绝唱，可一而不可二，再无超越之作了。
散文与诗一样，易写难工。写散文的作者很多，能写出好散文的作者甚少。自己说好，或雇两个无耻之徒说自己好，是作不得数的。尤其，像《陋室铭》这样谈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命题，或者还可以引伸为研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主、客观世界辩证关系的文章，放在别的作家手里，绝不是能用这八十一个字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的。
散文这种文体，虽然有一个“散”字在，然而却并不意味着这个“散”就是“散漫”，“散乱”，或是“松散”的意思。在写作散文的过程中，需要铺陈，更需要缩略；需要丰满，更需要删削；需要感情奔放，更需要字斟句酌。所以，散文写作中的优选萃取能力，最能表现作者水平的所在。放比收到容易，简比繁更困难，像《陋室铭》这样言简意胲，并不干瘪还具有文彩；思路明确，论点直截，但耐人回味；情景交融，盎然有趣，若身临其境；远有榜样，近有自勉，具乐观精神；不足百字，从室陋与德馨的统一中，写出知识分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性情；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挑避庸俗，追求自我完善的心态，实在是一篇难得的散文。
古今文章，谈物质与精神者固多，但短得如《陋室铭》者，却绝无仅有，冲这第一点，值得读。尤其在今天商品经济社会里，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冲这第二点，就更值得读了。否则，在钱的前面，就会看得比命还重，推而论之，鬼子来了，就准就要当汉奸。所以，大家抱定室可以陋，德却必须馨的宗旨，这世界一定会少却不少烦恼与丑陋。
书情与友情
？ 徐开垒
前一时期捐了一批书给贫困地区图书馆，就有朋友来问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说实在，我的书并不多，虽家里的几只书橱确已装满，连几只衣箱也让书占领，阁楼上和床底下也有的是书；但比起我所熟悉的几个老前辈来，我的书真是微乎其微。而且我的书杂乱无章，从来不曾把它们分过类。那朋友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书，我只好实说：“我从小欢喜看书，书使我大开眼界。童年时在宁波，住的屋子虽大，天地却很小。父亲和大哥去上海工作、读书，我就从他们的书橱中偷书看。一部《精忠岳传》，就使我废寝忘食。父兄回到宁波，常常发现书橱中的新书变成旧书，起初很奇怪，后来发现我的作文比过去通顺了，这才知道我代他们看了很多书。”书的确对我有帮助。六十年前，我随父母冒着炮火逃难到上海，看到“孤岛”上的灯红酒绿，一片阴暗天地，也就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得到一元钱稿费，也就用它去开明书店门市部买到两本不厚不薄的书。
用稿费买书，是我六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我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并无什么嗜好，身边的钱，唯一的出路就是买书。而且我虽然每月工资涓滴归“婆”，但她还是按月给我一百元钱零用；加上我两个女儿每个月各给我百元“营养费”，这就更使我有足够资本进书店购书。书对我确实有情。当然，我做了几十年编辑工作，认识的作家很多，因此历年来收到赠书也不少，现在虽然离休，仍还有幸不断接到从邮路上送来的新书，这就更使我感到书情之外，还更有友情的温暖。
向贫困地区捐的书，都是我买来的书。朋友赠书，我是从来不肯出让的。因为这些书对我说来，不仅意味着知识，还意味着友谊。特别是有些师友赠书，我将作为传家宝留给我的子女，留给我的后代。我收藏的前辈作家赠书，作者健在的如巴金、柯灵等人，暂且不谈；单从已逝的来看，就有叶圣陶、丰子恺、师陀、艾青、靳以、唐？、周谷城、朱雯、赵家璧、徐迟、林放、陈伯吹、贺天健等人。我每次开启书橱，看到这些书，就想到这些师友的为人。读相识者的书，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多一种情趣，有时读了想笑，有时却要哭；有时感到惆怅，有时又不禁落入沉思。一般说来，读相识者的书，会比读不相识者的书，更深刻了解书的内容，也更容易接受作者的感情和认识。同时也易于引起各种联想，可说其味无穷。
当然，我收到的赠书作者，更多的是同辈的和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的书，有的作者如叶辛、赵丽宏、俞天白、王小鹰、陆星儿等，正在盛年，作品反映的现实，常为我的孤陋寡闻，填沟补缺，耳目为之一新。有的则已年逾古稀，与我同辈，他们的书多为长年埋头实干，积累有成之作，读后，每每使我汗颜。远的暂且不说，就以去年接读的几本书来讲，比如吴岩的《心笛神韵》，所译十部诗集，都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从自己五十多本诗集中由孟加拉文转译成英文后的精品，吴岩称它们是泰戈尔的“再创造”之作，现经吴再译成中文，使我们这些在童年时就曾经读过泰戈尔诗的人，不但重又回到纯净的感情世界，与绿叶和小鸟接近；而且还由此看到这位诗哲更广阔的视野，他从心灵中撒播出来的满天星星。我还透过中文译笔，想象到吴岩最近十五年来作为翻译家和散文家对这部厚书所付出来的心力。吴岩是我抗战时期在上海暨南大学的同学，我读中文系一年级，他已经四年级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但后来一起在柯灵先生编的《万象》杂志上写过稿，到五十年代才见面，他成了文汇报《笔会》复刊初期的撰稿人。
事有凑巧，去年初我还收到过姜德明写的《梦书怀人录》一书，这是他继《余时书话》后的又一本书话。里边既谈书，也谈人，也显示了作者读书的长期积累功夫。其中有一篇《怀人的散文》，谈到上海抗战胜利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