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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给武松的凶残留些情面，让观众认同他“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个“该”字。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无疑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对”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出手”。我们评判人与事时总看目的、后果，却很少探究一下过程、手段合适不合适（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合不合法）。这也是我们心理体验中的一个缺陷。
一个对女性的态度，一个出手杀人，这是《水浒传》一书的两大祸害，许许多多的前人对此也早有评述，周作人在专门评述《水浒传》的一篇短文中就说，“他说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可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实不见得好，例如李逵劫法场，只拣人多处杀去……此是其一，其次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1月版）。连续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潘金莲、玉兰的同情，把她们的罪归之于“男人”（西门庆、张都监），但却无法免却另一类“男人”（如武松）的出手之狠，自古就流传有“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奸诈”之说，今天重拍这部电视连续剧，怎能不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该”字上留些思索？社会黑暗，官逼民反，贪官污吏，欺压百性，这些都是实情，哪怕是事出无奈或不得不，看起来也痛快淋漓，加上有香港导演编排武打，也比过去看到的打斗场面精彩许多，但类似的打斗在香港影视中早已看腻了，就是以后再请好莱坞的导演设计追杀，大不了也就那么回事，我们还是得在我们的心态（体验结构）上下功夫，努力改变传统的审美模式和在价值偏爱系统上更多探究的余地，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真正的精品。
如果王进、林冲、鲁达、宋江、武松有话要说便说，而且有处去说，恐怕也不至于就这么“出手”杀人。不过看《水浒传》，倒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欺负“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如郑屠对金氏父女、蒋门神对施恩，于是也就引来“出手”更快、更狠的鲁达、武松。当然看到最后，“出手”最狠的还是朝廷，所以梁山一干人马才被灭绝。翻看中国历史，几乎也就是一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杀“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的历史。所以我才把这篇评论文章定名为“该说话时就说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碰上车匪路霸，当然希望身边有鲁达、武松这样的好汉救助，如果没有，像我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除了“该说话时就说话”外，又能怎样？
咎由自取
？ 洁 泯
《南方周末》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了王之化先生的《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读后始知周扬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刊于《人民日报》的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获咎之症结所在。这是多年来读书界蒙在鼓里弄不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揭示了真相，为弄清症结计，不妨抄录一段王先生的原文如下。
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
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想到了定下周扬罪名的几点可资思索的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理论准备是否不足，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为确有理论准备的，那末至少应该列举出若干种有关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但是不大想得起来。想得起来的二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中国如何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问题，有关民主革命的虽有不少译著，而独立研究和探讨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却少见。退一步说，即令周扬说得有不完善处，也只是一种看法或学术见解而已，构不成什么罪，用不着去整他。
第二，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倒是显而易见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未见有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著作出现过；建国后刚进入民主革命的建设阶段，不久就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方才正确而明确地指明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做的并非是初级阶段的事，也还不是中级阶段，一度曾宣称将进入共产主义，那完全已走进高级阶段了。超前不仅是空想，而且吃足了苦头，可见理论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小平理论昭示了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际，是从实际的现状出发制定的理论，有了理论准备，步子就清楚了。
第三，什么人能当理论家，并无什么特别规定，既可以是政治领导人，也可以是具有理论素养并能结合实际的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并不需要“先摆好自己的位置”，更不能以“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为由便判定他不配作理论研究，尤其不应该的是他作出了研究发表出来，便是“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好像理论研究从来以级别高低为标准，级别愈高，真理愈多，决非属于“中央委员”以下的人可以做的，倘若做出来，就算不得是理论。那位“理论权威”自然早已“摆好了自己的位置”，他配做，你不配。这就有点像阿Q见了赵太爷，阿Q说他也姓赵，但立刻遭到斥骂，你也配姓赵么？情形有点相仿佛。
第四，周扬的那篇文章，一发表便被指责为异端，断定是有错误的，《新华文摘》本拟转载，未得允许，因此唯一的刊载地方，也只是《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这一天上，其他报刊都找不到。该文发表后，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它，更说不上有什么争论。因为已宣布为是有错误的，所以也就不许公开讨论。这一事局，说明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不适用，周扬的文章谈的都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未经讨论便被断定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作者恐怕未必明白，读者更不明白。
第五，周扬的那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写的，讲了几个供学术界讨论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文章，由理论修养相当高的周扬来撰写，自然是适宜的，但是因为“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便引起了麻烦，理应由摆好了位置的人，例如由那位“理论权威”来写，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没有写出来，倒是先由“没摆好自己位置”的人先写，这就很不应该了。由此可见，周扬的被批评，颇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了。
世间的事，本应都可以明白的，但也确有些事令人不明白，一直是个谜。谜底的打开，有时需要时间，有的时间虽长，也未必见到谜底。除此外，启开之道则有赖于当事人的提供真相，始可了解底细与症结，王之化先生的这篇文章便是例证。
重读《陋室铭》
？ 李国文
前不久，收到几期从未见识过的刊物，《书屋》。
第一印象，那杂志封面用纸的选择，就可看出编辑的用心良苦。如今商品经济社会，大家忙着赚钱，甚至有的人都赚疯了，到了见利忘义的程度，尽琢磨怎么想法多从读者头上盘剥一些的时候，我在想，那些敬业的，想把印刷物弄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从外观到内容，对得起读者掏出来钱的编辑，谅已凤毛麟角矣。但邮箱里居然有一本儒雅可读，足堪把玩的《书屋》在，不觉眼前一亮。
这本杂志的每期封四，都印有一句大概是该刊的箴言，曰：“屋不在大，有书则灵”，显然是套用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