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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论还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论？在这个问题上，海氏并不是没有悖论的。他的悖论表现在尼采的观点上，即“寻找上帝”，实际上是寻找“新的上帝”。如若上帝的位置“空位了”，他说，“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世界幸福说和社会主义而发生的事情”。而在其他地方，海氏又认为尼采的“超人”本质和形而上学的本质（上帝）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然而毕竟海氏是在上帝被杀死之后又萌发出寻找上帝的念头。
《“上帝死了”》一文写于一九四三年，在那个岁月里，海氏通过他对尼采的诠释清楚地预言了西方哲学以后发展的路程，这里面包括了许多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成分，如对形而上的不可言说性，理性是思想之敌，上帝被贬低为最高价值，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等等。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不能够像他自己所“澄清”的那样，靠一种不见得是“理性”的推导或判断，对并不是“超感觉”的希特勒现象作出澄清。他虽然处处以积极的虚无主义否定某种叔本华式的怯弱——像尼采那样——但是，他依旧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这一类“庸俗”虚无主义的通常的残酷的非理性状态。在近三四十年后接受采访时，他讲出了上帝缺席为人类存在带来的“没落”，但在纳粹时代，这种人类的悲剧并非仅仅以“没落”可以判析！
从最好的方面设想，连海氏这样的智者，也未能逃脱F·Hoelderlin的那句话——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按照利奥塔德；对海氏事件的分析；他说；“未遭解构的神学和诗的源泉”；使《存在与时间》与纳粹思想巧妙地既保持了一致性；又保持了不一致性（这同样是德里达的观点）。从社会与历史原因分析；德国一九一八战败之痛苦；使得海氏哲学与纳粹野心有并存不悖之处。“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间的政治文本充斥着对一九二七年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思想来说是关键的词语；有着完全一样的调门。”这是问题的复杂之所在。举例而言；当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和一九六九年的“文革”都把政治术语寄托于“革命”之内涵中；事件起了变化。说得更远；这种革命的诱惑力；使得类如萨特和福科这样的智者也会转向。至于利奥塔所长篇解析的海氏对于犹太大屠杀保持缄默一声；则更加令人费解。简而言之；是海氏将犹太人排斥于欧洲精神之外。因为在犹太人眼中；他们只对那本书负责；那本书叫《圣经》。而人与上帝之间所形成的纽带则是人与神之间的；但“法国大革命把它颠倒过来……不是作为上帝的子民而是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此意义上；犹太人应被忘记；哪怕他们遭遇到偌大的屠杀。于是；关于上帝的涵意在海氏哲学中产生了它的“复调”。
海德格尔心目中的天堂究为何物！
人类是复杂的，但是面对复杂的局面，人们往往十分清醒；而面对一种显见，因为它的简单，人们往往会变得愚蠢，缘于技术的复杂，和人性与理性的扭曲，使人们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判断。海氏对希特勒的看法可为佐证。正如他自己所说：最平易近人的东西，往往容易被忽略……
让思考回答历史
？ 张 巍
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我也是看过的。那是去年六月三十日的晚上，距香港回归还有三个小时。看完的时候，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如梗在喉。近代史是我少年时最不愿意翻到的。可是，它毕竟是存在的，逃避它不如面对它，忘却它不如思考它。所以看了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书屋》上余开伟先生的《历史不是魔方》之后，便想提起笔写写自己的观点。
一是鸦片战争的性质早已盖棺论定，怕是谁也不能篡改的，但就其战争本身的结局，我却以为：开战之前，胜负定矣。一场局部战争的胜利与否似乎与性质问题不太有干系。如果把性质与结局连在一起，尚须把眼光放长些，视野放远些。纵观一八四○至一九四九年一段的历史，应该说最终的独立、自主、平等是中国人民的。然而单单看看鸦片战争，我却以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满清政府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很窝囊。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现在世界局部冲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美国封锁伊拉克，有哪一件干得是有道义的，可惜结果却总不如那些怀有美好希望的人们所愿。
这样看来是不是有点“唯武器”论了？可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当时满清造不出自己的军舰，为什么天朝的大炮有效射程居然打不到敌舰？是技术落后？不错，可是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比西洋诚然落后，但原因不是中国进步慢或中国人不聪明，慢倒不要紧，慢慢腾腾地进步也总有个到的时候啊！可是按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不用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乃至更长时候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造飞机、上天，因为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民族都不弱，一点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却走岔了路。……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
如果把落后的罪名加在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未免太冤枉了。尊儒而排斥其它思想，重视社会关系而忽略自然科学，是封建社会制度所决定的。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说穿了，鸦片战争还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它同时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大碰撞。至于这冲突这碰撞由什么引起又什么时候爆发只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已。因为那个时期的资本积累已经驱使西方的冒险家进入东方，采用残暴的手段进行攫取，不管清政府是否愿意，都不能用“非正义”三个字喝退来犯之敌了！所以，我觉得余先生的文章似乎过于强调侵略的性质，太少提到清政府的没落。而我们今天要反思和自省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后者。侵略者是不会问：你应不应该挨打的！
二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关于琦善与虎门失陷和穿鼻草约的签订有如下描述：“英军长驱直入虎门，提督关天培发炮抵抗，派专人回省城哭求援助，文武大员合力代求，琦善一概不理，连夜写信派鲍鹏在穿鼻洋见义律，秘定穿鼻草约，英军停止进攻。”
我总觉得，虎门的失陷与穿鼻草约的签定是应该合起来看的两个历史事件。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理，既然容许商榷，不妨提出来。作为琦善，始终都是主和派，其政治主张是明确的，如同主战派相信只有决一死战，才能确保封建体制一样，主和派自然以为赔一些银钱就可以息事宁人，以求保全其统治地位的继续。把时间还原到那个年代，这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让任何一派来阐明自己的见解都会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只是从事件的发展和结局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无限膨胀，一味求和必然使之得寸进尺。这样看来，主战派的主战更能抓住事件的本质，认清其发展趋势。不过，在当时，两派的交锋更大程度上应该说是不同的政见，看谁能最大程度的左右所谓的最高统治者。而后人的评判除了当时的斗争之外，还加上事件发展的结局，这是后人的特权。但在鸦片战争的当时，琦善是否真的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呢，或者他真的愿意选择这条路呢？内心的活动已无从考证了，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应忽视的，所以我以为琦善的结局更多的在于其政治主张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英帝国与清政府矛盾的实质与发展，眼光只局限在一些银钱或土地上，而忽略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这也是对镜
？ 戴文葆
在燥热难当的日子里，将二十来年间所写的长长短短、方方面面、拉拉杂杂的一部分拙作，按照朋友们的设计，抽出一些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