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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错觉，掩饰一首“当代创作”的空洞，特别是，当古代诗人已写得更早、也更好，为什么要读它们的当代赝品……其实，这正是中文最深刻的启示：诗，没有时间——就像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每个动作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永远”——只要它触动你，一首诗就是“当下”的。所以，所有诗人都“活着”，屈原、李白、但丁、叶芝……如果谁在读一首中文诗的英译，就将其纳入英语文学（包括译成英语的世界文学）环境去判断优劣；如果谁在译一首中文诗，也不要刻意“编辑”，给原作本来没有的东西，它应当显示自身的价值、或无价值——通过其“写作方式”：辞语的结构与意义，争取时间（历史）和空间（中、西）双向上的“不可替代”性，就像人们面对一部英文原作，从不信任到信任，被作品本身所征服——这，也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
这才是真正的困境：与文学作品所处的环境相比：漂流中漏雨的房子、寒冷冬天的漂泊，与生存精疲力竭的较量，都不算什么。我说过：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问题是：如果写作是命定的选择，怎样使这选择确有意义？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不得不是这样的奥德修斯：一边出海，盯着每个打来的浪头！一边被自己的另一双眼睛盯着，“写作”的眼睛、狠狠审视自己的眼睛，仅仅在字里行间——犹如荷马的盲眼看到的！
话说八股文
？ 文正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