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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总结王小波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必要的，但最好能顾及到他“这个人”的全部丰富性，以避免将他简化为一种类型，在误解的基础上作为某种精神楷模予以推销。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的不幸，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方面的“狂信”。他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对此很反感。在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上，他推崇罗素关于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的说法。王小波对信念的看法是，人生在世，只要不断地学习、追求，自会形成信念，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以最好不要轻易提倡什么，尤其是在知识界。他本人就表示“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还说过，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那“就不如不活”——可问题是不能保证一个人死后就一定不被“提倡”。“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试图把某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推销给别人，是顶没趣的事。“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不幸》）
眺望自己出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奥德修斯漂流
？ 杨 炼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首先，尴尬的是中国作家和诗人——那意味着：什么是这种文学的形式与内涵特征？或更糟：有没有这种文学存在？几十年沤心沥血的努力，就被一个问号轻轻抹去了。同时，它也令西方有学识的读者和专业人士尴尬：若问到“古代”，还不至于空白，当年庞德标榜“意象”，嬉皮士们谈佛论道，迄今尚不失余韵。但“当代”……当然，谁没读过张戎的《鸿》、或堂堂“企鹅”版的张贤亮写自己二十多年囚徒生涯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由此，能列出一个不短的畅销书单，有中国式的“铁女人”，在上海滩的红色风暴中，矢志恪守个性与信念；有柔弱的鲜花，在荒乡僻野，迫于孤独与恐惧，听任女同性恋者抚慰自己的肉体；有更多回忆录……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西方，对中国知道得够多了。
唯一的麻烦是：它们是不是文学？《鸿》作为Non－fiction在英国获奖后，张戎和我都应邀参加了澳大利亚悉尼的“作家周”，对她大规模的采访和评论，无一不把《鸿》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成功的标志。作为诗人，我当然懂得经验的重要，但“文学”和“艺术”，却并不以对经验描写是否逼真为尺度（且不说我对上述大多作品“真实”程度的存疑——倘若以揭示内心的深度为“真实”涵义的话），而是以作品的构成形式为尺度：结构、层次、内在动机的组合，语言探索的能力，节奏与质量等等。这些之后（而非之前），我们才能说一部作品“有了”内容。我感到遗憾，但确实如此：大部分“走红”于西方的中国题材作品，经不起这番衡量。对素材粗糙地使用、形式上的平铺直叙、人物内心的空洞及审美趣味的“媚俗”，使充满恶梦、脸谱、食人生番、民俗画、伤疤和成语故事的一本本书，颇能满足阅读上的西方“旅游者”。但文学……想想《古拉格群岛》冷酷的记录风格吧。“事实”是“现实的”，更是作家“文学意识”中的——必须如此：是“个人的和语言的”。这是文学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一句话，西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上，没通过考试，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自己的标准……但什么是对一个总号称自己“五千岁”的历史老人的评价标准？那是不是没有标准？或更苛刻些——借用一个美国词：“优待种族歧视”——出书、参展背后，一个潜意识的态度：你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位仍在漂流中的奥德修斯，既无家（也不知是否在“回”家），又远离了充满英雄幻象的战场。由于没有可靠的价值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现状是充满喜剧效果的悲剧：每年临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海外传媒都得为中国作家狠狠抽搐一下（有人讥之为“痛经”），而日期一过，话题再次回归“市场”、“进出口”、“合同”。少数出版社（例如英国的Wellsweep Press；澳大利亚Wild peony），试图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学，其选择与处境，用“自杀”和“挣扎”形容毫不过分。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版社没钱推销——书卖不掉——出版社更没钱。最后，或者破产，或者“自我洗脑”：加入“适者生存”的逻辑，发财同时把“幼稚”和“愚蠢”的证明，自己印好的书，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
面对这现实，谁也没有一张药方，作为中文诗人，我只有建议中国作家拆除自己的“文化掩体”，去参予普遍评价。因为，“标准”只有在评价过程中逐渐建立。困难显而易见，例如翻译的质量，但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范围生存方式”的内容之一。你是奥德修斯，就注定得漂流，甚至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海。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标准，中外作家和研究者常互为因果。譬如当代诗，一把万能的“意象”钥匙还是当年庞德铸造的，“懂”与“不懂”，皇帝是不是只有“新衣”，都推到“意象”身上了事。而中国诗人也乘机——反正中文文字灵活、语法自由——藏拙，把“无话可说”一变而像“有话不说”。于是，目前大多关于中国当代诗的讨论，只不过在证明，这些诗无须讨论，它们太特殊了，以至译者和研究者可以无限丰富其内涵，从“共产党”到“禅”，无所不容，那么也最好搁置不计。事实上，中文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特别经“改造”了近半个世纪的“新华体”中文）：“窗口在哭泣”，用任何语言读都是一句坏诗，一个陈词滥调。“语言中沉默的痛苦”，除了证实诗人对语言的思考简单贫乏得可笑，什么也没有暗示。而谈论中国历史呢？请想想莎士比亚对“罗马史”的“挪用”，不像他在写“罗马”的题材，倒像整个罗马帝国被开拓出来，为了证实他的写作！他真该是位汉学家……因此，西方的读者们，应该合上那些高中、大学课本，停止用现成的“知识”设想“中文当代诗”。因为它是“诗”，所以必须触动、甚至改变已存在的诗歌知识结构；“中文”，更要求翻译不流于“解释”，而投入“创造”。“意象”的加减乘除、古典式的“瞬间感”、短小的形式，只让诗“看上去”像中国的，却也可能正利用人们对“中国传统”的错觉，掩饰一首“当代创作”的空洞，特别是，当古代诗人已写得更早、也更好，为什么要读它们的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