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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谈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期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乃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分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一九○八年，学都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酿造醇厚的体育文化
？ 苗振亚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两个球，大的地球，小的足球。不信，你从街上随手拉过一个年轻人来，问他我们的国防部长是谁，他或许搞不清是刘华清还是迟浩田，如果问起马拉多纳与施拉普纳，古利特与古广明，他就绝不会犯糊涂。
当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挤进了现代文明的脚步，为什么充满野性的足球运动会裹挟三教九流，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呢？人们也许会说，足球比赛是精彩的战斗，美妙的艺术，惊心动魄，激烈空前，停转过带射让人看着十分过瘾。当然，这都没有说错，但却没有社会学家郑也夫说得深刻，说得有趣。
郑也夫把足球等竞争性体育运动引入人生哲理的思考，从游戏与人生的关系说出了更深层的原因。首要的原因是，在人生与社会中，永远找不到像田径场上同一条起跑线、棋盘上一方十六个子、足球场上一边十一个人这样的公平竞争，因而，一切体育竞赛就成了人们对社会竞争中不公正现象作出的游戏补偿。其次，足球赛中的胜负得失之间、实力与运气之间、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所留下的惋惜、遗憾、余味更多，更能够引发对人生社会的种种联想与感悟。再次，足球是把力量与技术、粗野与精细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使人们欣赏精美艺术与崇拜野性力量的心理同时得到满足，文明给人以规矩，人们却在竞技场上找到了人性的发泄口。另外，与其它运动比起来，足球运动的胜负因素更加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它既酬劳辛勤劳动与基本实力，又嘲弄微小过失，必然与偶然不可分割，未知与期待造成悬念，这正如人生一场的浓缩。
说起这最后一条原因，难免搅起几股苦水。一九八九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选拔赛，中国队对阿联酋与卡塔尔的两场比赛中，都是一比零领先，终场三分钟内却被对手连进两球，终失世界杯出线权。一九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足球赛，中国队竟意外地以零比一败在泰国脚下，挤出八强之外。而在一九九七年的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中，中国队本来以二比零领先伊朗队，由于下半场的放松，终以二比四败北。这显然是谁也未曾料到的事情，人生长途的类似情况不也比比皆是吗？
把足球运动引入人生比拟，哲理思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足球要改变落后的状况，踢出亚洲，冲向世界，人们已经等待了一年又一年。就在中国足球队运交华盖、接连失败的一九九一年，阴云笼罩中国足坛，郑也夫的《中国足球的出路》一书问世。一位关注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学家，要为中国足球治病了。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只问局部，不问整体。他用社会学家的扎实功底与对足球运动现状的深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