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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风流奇遇，也不是儿女情长，其劝世、警世处直可令人汗出。不细读真是白白错过奇文；误了自己。主角的书生为人轻狂随便，深明人情事理、富于洞察力的辛十四娘苦苦相劝，让他不要和豺狼心肠的公子来往，而书生不听，终于酒后吐真言，得罪了公子，后遭陷害，若不是辛十四娘奔波援救，几乎死于冤狱。辛十四娘在得知书生酒后失言后，无限伤心地说：“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
丧德、杀身之言，寥寥二十字，振聋发聩，如晨钟暮鼓。漫说寻常小女子，就是人间大丈夫，有几人能有此见地？难怪在此处几家评家纷纷感叹——冯评赞道“安得此长者之言，我欲以箴名奉之。”何评只有两个字：“格言。”但评也说：“士人当书为座右箴。”慢说从一篇曲折故事中得闻此言，就是读洋洋几十万言后得明此理，一番辛苦也是值得的。何处得遇如此智者，无论是男是女，是人是狐，当引为益友、诤友。可叹当今之人，相聚所谋者，往往无非腥骚荣利，纵得如此冰雪心肠的人，何德何福修来辛十四娘这样的苦口婆心？
还有一篇《胡四相公》也大有深意，令人为之掩卷长叹。说的是有一个叫张虚一的，是学使张道一的哥哥，他为人豪放，慕名去拜访狐仙，结果门开了，有声音请他坐，自称“胡四相公”，两把椅子自动移来相向，又有茶杯悬在他面前，茶喝完了就上酒……主客攀谈得很是投机。这样，他和这位看不见的胡四相公交往了起来，过了几年，交情越发深厚。张曾问起胡的年龄，他竟然记不得了，只说“见黄巢反，犹如昨日”。张说：“像我们交情这么深，只是始终没有见你一面，很是遗憾。”胡说：“只要交情深厚，何必见面呢？”这句话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更进一层，不仅一段时间可以不见面，还可以连长的什么样都不知道。不仅不问身世门第、不管长幼尊卑，连相貌皮囊都忽略不计，真是真正的“神交”了。一天，他备了酒请张去，说要告别回家乡。还说：“你总说没有看见过我，今天让你看一眼几年的朋友。”张按他说的推开寝室的门，“则内有美少年，相视而笑”，但转眼之间就不见了。第二天再去，“则空房冷落而已”。
后来张虚一的弟弟到别处任官，张因为清贫，前去求助，结果失望而归。这时回头想全篇开头第一句说他有这样一个当官的弟弟，是为这里的春秋笔法打了伏笔。结果张在归途中遇一少年，问他为什么郁郁不欢，张告诉他自己的遭遇，少年分别时说：“到了前面会有人送上一样故人的礼物，请你收下。”再走了二三里路，有一个仆人“持小簏子，献于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张豁然顿悟。受而开视，则白镪满中。”
这位胡四相公真是可亲可爱，十足君子之风。可叹兄弟手足，竟不如神交旧友；而堂堂学使，又不如一狐！世情恶，人情薄，一至于此。途中所遇之少年是不是胡四相公？不知道，可见当时惊鸿一瞥，也不曾看清楚、记真切；又何况知人知面不知心，从小天天见面的兄弟，全无情谊，回想胡四相公所谓“何必见面”，轻轻道来，却道尽人情世态。思之可敬可骇，真如静夜箫声，愈远愈清。
只这几篇，就足以羞死今日的短篇小说家了。其中的意趣、寄托，哪里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难怪有人终身研究这本书。想想以前竟以为《聊斋》无非是狐传奇、鬼故事，真真武断，真真唐突先贤了。
幸亏有朋友点醒了我，否则守着这样的书嚷嚷没书看，岂不是笑话。幸亏这才是其中的一册，还有许多这样的珠玑字句和言外之意，容我慢慢读来。对那位朋友，我不打算道谢，这样的恩德是不能以俗礼相谢的。
愚人治理愚人国——点评《荣庆日记》
？ 余 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奕？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愦、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的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