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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会再次受到批判，也很难说。顾准作为一个学者，在经济学思想方面，第一点是天才加勤奋；第二点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第三点是一直站在探索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沿。这都是应该高度肯定的。
顾准是经济学家，是历史学家、会计学家、数学家，是一个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到英国之前，孙冶方跟我谈过，在“文革”初期，他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曾对他说：“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是顾准亲口对孙冶方说的。
“文革”初期，我曾看到红卫兵向他搞外调，那时的年轻人对三十年代的历史不懂，提的问题又不着边际，顾准觉得那些人提的问题太幼稚，就说：“你们别问了，我从头到尾给你们讲一遍吧。”这种态度，结果是挨了打。在干校，以及从干校回来，我也直接间接地听说他“文革”中挨打的事，当时的“右派”，在历次运动中都是首当其冲的。但顾准很有修养，如中国古话所说的叫“忍辱负重”。
据我所知，他对他的子女以及妻子汪璧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有一次我去看他，当时他正躺在床上。我问：“你今天怎么啦，身体不好吗？”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女儿回到北京，我想见她，可是见不到，心里不舒服，所以躺在这儿，难受。”顾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很爱他的女儿，当时女儿不来见他，他自然很伤心。
有一次，我借给他一本英语的《茵梦湖》。这篇小说写一对德国的年轻男女，自幼青梅竹马，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挠，未能成婚，而女方则由母亲作主嫁给一个具有大量遗产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后来男主人公老了，就坐在房里搞学问。我是为了学英文借来的，当时弄点书就互相交换。我把这本书借给顾准看。他看了以后，还给我时说：“我已经哭过了。”显然，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搞学问，一个亲人都没有，使顾准触景生情。但是顾准说，《茵梦湖》中的主人公哀而不怨。我想，他也是哀而不怨。他“不怨”说明他有修养，他的“哀”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对于周围世界以及亲人对他的抛弃，他是悲哀的，但是他也没有去怨恨，只是自己流点眼泪就完了，从这里反映出他对亲人在道德上也是很高尚的。
我常想，顾准一生坎坷，遭遇悲惨，自己受了那么多的罪，历次的政治运动要扭曲他，可是他对别人却从不扭曲，他对待别人还是一颗平常心。有的人受了别人欺负以后，以牙还牙，用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对付别人。有的人也挨过整，但是整起人来也很够水平。有人往往是既挨整，又整人，或者是你亏了我，我就得去亏别人，用这种做法取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但顾准这样，一辈子挨整，却从未整过别人的人，这在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中实属罕见。他挨整之后，并不认为自己有理由心理变态，发脾气，整人，以牙还牙。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现在虽然生活苦，但我翻译了一本书，还没出，等出了一定送给你一本。”（指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他还对我说：“老赵，我翻译这些书，是为了拿点稿费培养子女们上学。”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文革”以前，书是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尽管后来他同子女的关系弄到那种地步，但在当时他这样想，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和作为父亲的责任心。
顾准虽然受过那么多苦，但对待周围的世界，还是满腔热情，希望社会进步，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社会哪怕有一点点进步，他都是非常高兴的。顾准对周围的世界，对周围的同志，都充满感情，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他对人的宽容，都说明他具有相当高的道德修养。他一生坎坷，最后被癌症夺走了生命。临终以前，他还跟我说过：“不想死，但是没办法，总想多做点工作，想延长一些生命，虽然那么苦，但是总还想活下去。”他对自己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表示无可奈何，虽然非常留恋人生，但没有办法。
最近听到有这样一种议论，说顾准是被经济学界炒出来的，陈寅恪是历史学界炒出来的。我反对炒歌星，也反对炒学者。不过什么是炒，什么不是炒，其间还是有一个界限。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评价，特别是对历史事实还以原来的真面目，不能简单地断定为炒。我不否认好事情也会有人来炒，但是给顾准一个科学的评价，本身不能叫炒。他能够在三十年代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投身革命，又从中悟出道理来，坚持自己的思想，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持负责的态度，而不是趋炎附势的态度。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当然这种态度往往吃亏，但是他甘于吃这个亏，很不容易。如果他稍微把自己隐藏一点，或者趋炎附势一点，部长是当定了的，汽车是坐定了的，别墅也是住定了的，这些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他为了真理，为了独立研究的精神，全都舍弃了。顾准虽然少活了几十年，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有限的生命内，他竭尽全力地承担、并努力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虽然没有活到改革开放，但是他遗留的思想应该说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顾准一生的遭遇非常悲惨，他受的罪太多了。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对他也是一种安慰。现在正是按照他的设想在向前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应该否定什么，肯定什么，顾准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
？ 苏 华
姚华，字重光，号茫父，民国初期誉满京华的一代通人、耆宿。因病残早逝；又因晚清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子之乱后，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出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等职，长期被人误为旧京遗老；再因学问、文名、书画皆为一时所重，被向学之士、文人墨客、艺林高手分割散记，以“弗堂”著名的姚华先生，竟长期不见经传。近十年，虽渐为学界中人提及，但与其盛名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以成就论，称姚华先生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工艺美术大师实不为过。以教育家言，姚华先生曾任北京女师大、京华美专校长，及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教授，尚被北京大学造形美术研究会聘为导师。位居城南菜市口烂缦胡同的莲花寺南院是其治学讲学的寓所，因姚华先生将其书房称之为弗堂，故他的大学讲义印有《弗堂论著》字样，词曲集命名为《弗堂词》，治学、教学、创作成果之部分集成则更署《弗堂类稿》，明其涵意；其学生也以“弗堂弟子”而尊之一贯。因其学识古泽博深，又通达务实，进而受业于堂，退而请益于室的青年学子众多。如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当年在北大中文系上学，一面和其他北京各大学学生在校求学；一面又到姚华先生的“弗堂”听讲学。听毕，还集体整理、油印出《弗堂弟子记》散发。京华美专的“弗堂”弟子，更是桃李满天下，不胜枚举。
姚华先生在古文字学的高深造诣，主要体现在《弗堂类稿》和后人为其编辑成一册的《书适》《黔语》《小学问答》等著述上。一九一三年，姚华先生与鲁迅先生等学者同受聘为全国读音统一会，足见功名不是泛泛之辈。史学家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一书中，就曾十分推崇姚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学甚博，而尤精于许氏《说文》，一生肆力于文字诂训，可谓专精。”民初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请姚华先生为其《说文古籀补补考》一书撰写序言，姚华先生的古文字学观点竟随丁佛言的这本论著一起风行。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收有姚华先生词条，定为近代戏曲理论家。列其戏曲论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翯猗室曲话》《盲词考》三种；另有与刘师培、王国维等合著的《原戏》，内收姚华先生的论文《说戏》。姚华先生在戏曲界公认为有影响的另一部戏曲理论专著是与《翯猗室曲话》同时成书的《曲海一勺》。《曲海一勺》最早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由于姚华先生深得戏曲学理三昧，京昆声腔、花面钩脸亦能深发其秘，当时北京戏曲界大家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很是敬重姚华先生，均拜他为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