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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象，成为一个包括学界、政界、工商等许多行业领域都有大量读者群的时事政论性刊物。我们可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各卷期具体的发行增长数量情况：
刊期/卷次 第1期 第6期 第12期 第18期 第24期 其中直接定户
一卷 5000 9000 9000 9000 8000 2790
二卷 8000 9000 11500 15500 17000 4973
三卷 19000 21000 24000 25000 25000 6732
四卷 24000 30000 36000 48000 50000 16086
五卷 空缺 空缺 空缺 105000（查封）
从一至四卷的报告书中看出：直接订户的地域分布不仅包括江浙、华中等上海周围地区，就是较远的四川、云贵、华南、西北、华北、平津等地也同样如此，最多一地如江浙沪占总比例的20％左右，最少的地方如西北、华北也占总比例的5％左右。直接订户的职业分布包括学界、政界、军界、工商银行以及医务等各个行业，以学界为主，比例维持在25％左右，其它各行业不等。另外，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的储安平所写的“三百二十三位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一文中得知：“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都订阅《观察》。”“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这个由第三方面力量主办的刊物，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如此多且广的读者群，实属不易。在共产党方面拥有多少读者，因资料缺乏而呈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家表面属第三方面的刊物却有许多地下党员供稿。比如中共著名女记者解放后曾担任过《人民日报》副主编的杨刚女士，当时就以《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的身分给《观察》周刊发回多篇“国外来信”，另外一些有名无名的地下共产党员均曾以《观察》特约记者的身分，撰写过许多不署名的“观察通信”，在编辑部内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在参加日常工作。
《观察》周刊在发现起用新人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从第二卷起每期新增漫画一页，通常都是由解放后著名的漫画家方成先生执笔，而当时方成仅是一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业余学习漫画，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刊物投去几张漫画而被储安平发现后起用为固定作者的。笔者还从目录索引中发现解放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蒋学模、著名社会史学家的陈旭麓两位先生的文章各一篇。遥想当年，他们也一定是名不惊人的后生晚辈或无名小卒而已。
以上这些办刊的枝节和侧面均可管中窥豹，看出储安平动用社会各界力量，竭尽全力办刊所取得的成绩。那么，当时社会的客观环境是不是比较好呢？恰恰相反，在《观察》第四卷的报告书中，就社内半年的开支情况叙述到：“排印工及装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即22倍）以上，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即16倍），但由于发行量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千（即20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多，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按比例增添，所以薪金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它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租、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当在平均百分之二千以上，而刊物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千五百元，二十四期是二万元，上涨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多。”这是物价上涨对刊物的影响，另外是战局的影响，造成发行渠道的不畅，尤其造成批销户几倍、几十倍抬高零售价格，在若干国统区《观察》还遭到禁售等等，这些都已是普遍的事实。
在《观察》出版发行的两年半中，政治上也遇到过几次大的风浪。除了频繁普通的警告之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因刊载储安平自己撰写的“评蒲立特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盛怒，中统采取行动，派特务到寓所逮捕主编储安平，这是一个高潮；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的“御前”会议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民报》《观察》和一家通讯社，这是又一个高潮。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决定迟迟未能执行。据该刊解放后第六卷追记迫害经过中述：“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身的腐败和矛盾，这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糊里糊涂中一再延拖下来，终于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而最终被国民党查封掉了。当警车笛声驰骋于十里洋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止。”
《拉贝日记》和拉贝
？ 凌 英
“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本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已是一件举世公认、铁证如山的事实。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依据大量证据（包括当年受害者的控诉证词、慈善团体的埋尸纪录、侵华日军为了炫耀其“武功和战绩”而自行拍摄的照片和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等等）分别对这一罪行负主要责任的日军头目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以及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人向井敏明（杀106人）、野田岩（杀105人）和田中军吉（杀300多人）判以极刑。战时在宁沪一带的外籍人士也对日军暴行作了详细的报道，但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却矢口否认，硬说两次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英美在二战时是中国的盟国，所以英美记者偏袒中国，报道不可信，云云。他们甚至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即使有的日本老兵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受到良心谴责，公布自己参与屠杀的情况，结果就遭受迫害。右翼分子还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蒙敝后人。事实上，今天有许多日本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
现在，《拉贝日记》出版了。由于拉贝身分的特殊性，由于此书所附有的大量文件、资料（包括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关于日军暴行写给德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的权威性，日本右翼分子已无法抵赖。正因此，横山宏章教授，才发出上述的呼声。
拉贝（John H。D。Rabe），是二战期间日本盟国——德国的公民，在中国居住近三十年，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侵华，十一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面积约为386平方公里），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各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五至七万人。委员会成立后，南京沦陷前，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中方完全承认，撤除了安全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把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八万元款项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交给委员会以应付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紧急应用。日方虽不承认安全区，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但是，连这一许诺也被日军进城后的暴行破坏了。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安置住宿，提供食品、燃料、医药救护以及物资运输等费尽心机，因日本人时常扣压、阻挠，又大大增加了难度。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的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他们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