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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达水面下12英尺的深处。另外，平台同时还支撑着纳维尔报告中也提到的两大住廊。每个柱廊都由5根粗短的粉红色花岗岩支柱组成，而每根支柱高约12英尺，四面宽度均为8英尺，重则达100吨。这些巨大的柱子上面，还有花岗岩的横石，显然整座建筑物，过去不仅曾覆盖在大型的屋顶之下，可能还曾使用更大的横楣石。
要了解欧希里恩的构造，必须能够在心中将自己拉至高处，俯视它。由于当时的屋顶已经不见，因此在心中描绘整体构造的工作就更容易了。而且由于建筑物中的游泳池、小室的运河等现在都盛满了水，一直满溢至离平台只有几寸的地方，显然很接近原始设计的模样，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的想象。
以这个方式往下看，我们立刻可以了解，平台是一个四周被宽约10英尺的壕沟所包围的四角形岛⑤。壕沟的四面，则被厚达20英尺的墙壁所包围。这些用红色沙岩堆积而成的巨墙，呈现着多角形的拼图花样。通过厚墙上的开口，我们便可进入纳维尔报告中所描述的17间小室：东面6间、西面6间，南面2间，北面3间。北面3间的中央1间，房间的内侧，连接着1间长方形的大厅，上面还有一部分石灰岩的屋顶。南面也有1间类似的长方形大厅，但是已经没有屋顶了。整个建筑构造的外面，有一圈石灰岩的外壁，使得整体的构造，从外往内，连成墙、墙、壕沟、平台的顺序。
欧希里恩另外一个令人感到好奇的地方，是它的方位不但不正，而且反倒像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古城的亡灵之路（Way of the Dead），是向着稍微偏东的正北方。由于埃及古文明向来在方位上相当精确，因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个偏僻的方位绝非偶然。相隔不到50英尺外的塞提一世神殿便完全照准着欧希里恩的方位，可见这背后，必定有一个特殊的理由。问题是神殿与欧希里恩哪个年代更久远？是神殿比照欧希里恩的方位，还是欧希里恩比照着神殿的方位而建的？这个问题，现在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是过去还曾引起过一场极大的争论。20世纪初，讨论狮身人面像及河岸神殿的建造年代时，曾经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主张欧希里恩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1914年3月伦敦的《时代》（Times）上，刊登过纳维尔教授的简介：
欧希里恩引发几项重要的疑问。首先就是它的建造年代。由于这座建筑物与狮身人面像神殿（亦即河岸神殿当时的名称）极为相似，两者均为巨石建造，没有装饰，表露出当时建筑的特征无遗。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欧希里恩和狮身人面像一样，应属于埃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
自称完全震慑于这座建筑物中央大厅的“壮丽与彻底的单纯”，并且由衷佩服那些“从远方搬运巨石而来并堆积成建筑物的古代人”的纳维尔，在欧希里恩的功能方面，认为：“显然这个巨大的建筑构造，是为尼罗河水漫溢期间而建造的蓄水池……应该是建筑史初期的作品，既不是神殿，也不是坟墓，而是巨大的水池，一个给水设备。这一点，令人极感兴趣……”
的确令人感到有趣，并且想要更进一步调查。纳维尔本想在下一个调查季接着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可惜战争爆发，连续几年都无法在埃及从事考古活动。一直到1925年，埃及考古基金会才重新组织考古调查队，但是新的队长不是纳维尔，而是一位年轻的古埃及学者亨利·法兰克佛（Henry Frankfort）。
法兰克佛的证据
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前古典太古时代（Preclassic Antiqui ty）专家而名噪一时的法兰克佛教授，接下这个考古任务后，从1925至1930年，连续主持了好几季的欧希里恩考古活动，彻底地挖掘、调查了该地的古迹，并就他所知的，找到了足够的证据，“确定了建筑物的建造年代”。他找到的证据主要有：
①中央大厅主要入口处南端的上方，有一个花岗岩的鸠尾榫（dovetail），上面雕刻有塞提一世的徽纹记号。
②中央大厅的东面墙壁的内侧，有类似的鸠尾榫。
③北侧长方形房间的屋顶上，有一幅描写天文光景的图画，和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浮雕。
④南侧的长方形房间中，也有描绘着类似风光的浮雕。
⑤在入口通路上发现了一块石灰岩的破片，上面刻着“塞提侍奉欧西里斯”。
读者或许还记得列明集体自杀（lemming behavior，老鼠繁殖到达顶点后，便往海洋方向移动，大量溺死的行为）之类的社会行为。学者对于狮身人面像和河岸神殿的年代问题，也发生过向相反方向大移动的集体自杀行为（原因只因为发现了几个石像，和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法兰克佛在阿比多斯的发现，也造成了学界对欧希里恩的年代问题上，有180度态度大转变。1914年，学者还口口声声说欧希里恩是“埃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到1933年时，他们却突然转而相信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塞提一世统治时代的一座死者纪念碑了。
然后又经过了10年，古埃及学的教科书已普遍认定欧希里恩的建筑为塞提一世的丰功伟绩，而且写的就好像那是经验与观察而得到的史实，而非一种观测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但不是史实，而且只是法兰克佛基于他发现的物证，而发表出来的个人见解罢了。
对于欧希里恩，我们惟一能确定的便是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及装饰品的出土物，而可以让我们与人物、年代等连结的就只有这些了。从这些文物与塞提一世之间的关联，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欧希里恩为塞提一世所建造的。法兰克佛便是如此主张。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那便是由于出土的装饰品其实相当的破旧寒碜，而碑文上的徽纹记号也并不丰富，或许这些并非存在于这些原始建筑时，而是在修缮、复原它的时候加在其上的（也就是说，采信纳维尔和一些其他学者的建议，欧希里恩是在塞提以前的年代所建的）。
也就是说，关于欧希里恩的起源，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抵触的假设：（A）它是埃及最古老的建筑物，（B）它是新王朝时代的作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假设分别有哪些优劣之处。
现代古埃及学者接受的为（B）假设，认定欧希里恩是塞提一世所建立的死者纪念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讨，会发现碑文、徽纹记号等均属间接证据，不但不能证明什么，有的甚至会与法兰克佛的见解互相矛盾。例如，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灰岩破片中，我们发现“塞提侍奉欧西里斯”的字样。这不像对一位原始建造者的赞美，倒像是对修复者的赞美，赞美塞提一世修复，甚至增筑了“开天辟地”的神祗时代所有的太古建筑。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其实相当棘手，也被学者忽略了。那便是被发现有塞提一世装饰及碑文的两间南北向的“扁长室”（transverse chambers）的位置，是在欧希里恩20英尺的厚壁之外。在厚壁之内的巨石建筑物中，并无任何的装饰。这使得纳维尔合理地提出怀疑（法兰克佛却有意忽略），认为后来的两间扁长室与建筑本体并不属于同一的年代，房间可能是在建筑本体完成后经过许多年，在塞提一世时代“当他建设他自己的神殿时”才加出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假设（B）的基础是建立在法兰克佛从少数的出土文物中做的一些不足采信的解释之上。
相对地，假设（A）的欧希里恩的中心建造物是在塞提一世时代以前好几千年便已完成的说法，则是建立在对建筑物样式的观察上。根据纳维尔的观察，欧希里恩和基沙的河岸神殿形式相近，显示两者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个用巨石建筑的时代。同样地，玛格丽特·穆瑞至死仍相信，欧希里恩不是死者的纪念碑，更不可能是塞提的纪念碑。她说：
这座建筑物是为赞美欧西里斯的秘迹而建，在埃及现存的建筑物中极为特别，显然年代非常久远。它使用的大型石块，正是古王朝时代的特征。而且简单的式样，正说明了它来自一个古老的时代。装饰为塞提一世所加上的。塞提用这个方法来主张他对建筑物的所有权。过去很多法老都以放上自己的名字，来主张对以前法老的建筑物的所有。因此，名字的意义并不大。在考证埃及建筑物的年代时，有意义的是建筑物的式样、石工技术的种类、石块切合的方法等，而非上面刻着的国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