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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尽管现代遗传学关于一个新生命从其父母双方得到的遗传基因各占一半的论断，冲淡了中国人从父系社会沿袭下来的宗脉、血统和世系的观念，但传宗接代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所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仅成年人不可能背叛祖先，绝大部分中国男人也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不随自己的姓。除了来历不明的弃婴和不便明其来历的私生子，以及个别姓氏字义不雅、谐音粗俗者，建议人们放弃本姓另创新姓，是不大会有人响应的。就算你执意弃旧从新，你的子孙多半还会改回去，只当你是一时兴起，杜撰了一个“笔姓”，就像鲁迅之子又回去姓周了，茅盾之子又回去姓沈了，曹禺之女又回去姓万了，巴金之女又回去姓李了。
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这一思路也似是而非。其不可行之处，除了化简为繁，还在于这种造姓方法不可能持续使用。例如，父姓“赵”，母姓“钱”，就让子女姓“赵钱”；父姓“孙”，母姓“李”，就让子女姓“孙李”，其下一辈不大会认为那“赵钱”或“孙李”是复姓，到了为孙辈取名的时候，多半又会改回原来的单姓。如果不改回来，那“赵钱”家的男人与“孙李”家的女人所生之子，再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岂不成了“赵钱孙李”四字姓了？再下一代岂不成了八字姓了？
恢复少数民族原来的复姓、多字姓，也是没有可行性的。长姓缩减，如“爱新觉罗”改姓“罗”或“金”，就是因为嫌字数太多，啰嗦，不方便，不经济。既然历史上的满族“八大姓”已全部汉化，那是民族交融、文化归化的结果，又怎么可能倒行逆施，走回头路？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单于附汉，匈奴人逐渐弃本姓改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更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由“拓跋”改为“元”，遂有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改为汉姓〔３〕。与宋对峙、军事上长期占有优势的金国，曾明令禁止女真人改汉姓，但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终于无法自持，其皇族完颜氏竟给自己“抢注”了一个最能表达其雄心霸气的汉家“王”姓。今天，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胡人血统，想要恢复先前的姓氏，化简为繁，化文为野，返朴归真，他知道怎么个化法、怎么个归法吗？举例来说，作家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骆驼祥子》、《茶馆》的作者，本名舒庆春，满族，姓舒。可是“舒”这个姓是由许多满族老姓氏简化、汉化而来的，这些老姓氏包括：舒佳氏、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尔都氏、舒墨哩氏、书玛哩氏、舒穆哩氏等〔４〕。如果老舍先生的后人想要改回祖上的满族老姓，该如何回归呢？你能设想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忽然改名“舒穆禄乙”或“舒舒觉罗乙”吗？
如今，香港、台湾地区流行已婚女子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例如，宋美龄一百零六岁辞世后，港台媒体介绍其生平事迹，一口一个“蒋宋美龄”。那除了是陈腐的观念和习俗（夫权）使然外，可能还有一点作用，便是冠以夫姓易于辨识，可以告诉人们，那是嫁到蒋家的“宋美龄”，而不是嫁到别处的“宋美龄”。不过，这在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人听来，总不免别扭和滑稽，妇女解放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越搞越转回去了？不是男女平权吗？不是还有女权主义吗？蒋宋联姻后，蒋介石为什么不改称“宋蒋介石”，偏要宋美龄改称“蒋宋美龄”呢？还有，幸好宋美龄恪守妇德从一而终，不曾改嫁，如果其婚姻多折腾几回，今天做王妃，明天进侯门，后天又落草为寇，做了押寨夫人，那岂不是要“王”宋美龄、“侯”宋美龄、“寇”宋美龄地改来改去？
总而言之，想要解决同名同姓问题，在姓氏上面并没有多少主意好打。把心思花在如何改姓上，用一句过去的套话，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何况，“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已是一门科学，据说“中国人姓氏的世代相传的形式类似于Ｙ染色体的遗传”〔５〕，将中国人的姓氏重新洗牌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如此，就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只能到名字上去想办法。
选用冷僻字作人名，这是许多人都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汉语大字典》（２０００年版）共收五万六千余字，均十倍于常用汉字。可见，如果可以充分运用冷僻字取名，重名率也可以减少到原先的十分之一。可是，这四五万汉字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认识的“死字”，是不可使用的。何况冷僻字大量用于人名，会给人际交往和电脑处理带来数不清的麻烦。譬如说，你姓王名，这个“”字，谁都不认识，你到任何地方办事、报名、订机票，都得教人识这个字，都得教电脑写这个字，你烦不烦？尽管常用汉字有四五千个，除了“屎”、“尿”、“屁”、“奸”、“淫”、“嫖”、“偷”、“抢”、“杀”、“娼”、“妓”、“盗”、“贼”、“蛆”、“蝇”、“死”、“臭”……这些不洁不雅不吉利的字眼之外，可以用作人名的汉字尚有三千多个。但据统计，当代人名用字最常见的却只有四百来个，如“英”、“明”、“志”、“勇”、“芳”、“华”、“秀”、“丽”、“梅”、“兰”、“金”、“玉”、“春”、“秋”、“珍”、“淑”……用这四百来个义雅音美的汉字给自己命名的占了全国人口的近百分之九十。另一资料说，一千五百零五个常用字就覆盖了所统计姓名的百分之九十九。所以，用冷僻字作人名的思路似是而非。正如写诗不宜用生词僻典一样，取名也只能在常用汉字里，应平中见奇、巧妙组合、出奇制胜〔６〕。据悉，教育部、国家语委正着手制定《人名用字表》，对冷僻字及生造怪字叫停，这无疑是必要之举。不过，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表示坚决反对把人名用字限制在三千五百个常用字范围内，力主突破一万两千字。但愿这只是一家之言，不要影响到人名规范的最后决策。
今天，禁取单名（一个字的名）、倡用双名（两个字的名），其必要性显而易见。如果人名用字为三千个，像“李”、“王”、“张”这样分别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七以上，即各自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如果人人取单名，则三千个单名就要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单名都要被三万三千人共用（３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如果人人取双名，则可有九百万个双名（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双名只被十一人共用（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二者的重名率相差三千倍！
古人曾以单名为时尚。《春秋公羊传》云，“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以，三国人物多单名，也多重名。有人统计，《三国演义》一书中出现的同名同姓的人物就有十八对（组）之多，如“曹节”一为曹操的曾祖父，二为宦官，十常侍之一。“李丰”，一为魏国大臣，密谋诛司马师，事败被杀，二为蜀国大臣，李严之子，三为袁术部将，后被曹军所杀。大概也是嫌二名（双名）非礼、拗口，《水经注》的作者，北魏的郦道元，就一再被人简化为郦元。直到苏轼《石钟山记》，还在“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可见单名之尚源远流长。好在西晋以后，双名渐起。但唐宋两代人名，仍以单名居多。直到明代中期以后，双名才逐渐多于单名，成为主流。但字辈谱〔７〕的盛行，即姓名中嵌入特定的字作为辈分的标志，又使同姓同辈人的双名无异于单名。而且，单名至今仍有魅力（魅惑之力）。笔者自己，父母赐双名，用到成年，自拟笔名，竟鬼使神差，弃双从单。如今“毛翰”上网，启动搜索程序，虽小姓寡民，还是不时遭遇重名者，如南宋汉阳太守毛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