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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由此可知，蒙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蒙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中南半岛的占城，从占城到马来半岛的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从锡兰到印度南部的古里，从古里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埃及的米息，或从阿丹到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三十余国，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
四
郑和下西洋，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１４３３年，那个如火的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湾。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六百年后读起来，还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政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６〕
好端端的事业，为什么戛然而止，仅因为新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实际上也不尽然。停止下洋，自有道理。大明帝国的远航难以为继，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时下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有人曾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行为。每次出使，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瓷器、缎匹、纱绢、丝绵、铁货之类的用品。如果是贸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队长驶远驾、充舶而归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７〕
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就越来越明显，即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
而最大的灾难还在于下洋发生的海禁背景。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就这样，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官方垄断的奢侈性贸易，破坏了五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的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因此，帝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没有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有机互惠地结合起来，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有政治虚荣无经济实惠的官方下洋，使得当陆地农耕经济的赋税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不得不停止，民间航海与简朴贸易也就受到致命伤害了。
五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时代，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它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停止、长久遗忘，人们觉得遗憾、不可思议。郑和身后六百年漫长岁月，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由历史变成神话。
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二十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８〕。再过二十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９〕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恢诡谲怪”的传奇，在平话、戏剧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１０〕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称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西洋记》问世于１５９７年是衰世的象征。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解释《西洋记》成书的心理是，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第五讲）。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中简略不及千言。奇怪的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又被追忆、纪念、颂扬、奉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相传郑和当年多次来访，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城中有三宝山、三宝洞、三宝公庙。每年阴历６月３０日，当地都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郑和成了华侨的守护神。“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１１〕
而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因为唐代已有华人住蕃，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居东南亚者迅速增多。其后，蒙元入主，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答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性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追剿。他们孤立无援，虽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而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有军队、自治政府，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在万人以下。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惟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１２〕的盛况。
六
郑和身后六百年的命运，首先是被遗忘，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