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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
１９１８年秋，在中俄外交风波中，胡政之亲临海参崴采访，历时一月，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旅游漫记》，详细报道中东路问题及西伯利亚出兵等实情，开创了报纸主持人亲自出国采访、考察的先例。
他算得上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那时就开始重视国际问题，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评论，特别是他自己署名的那些评论，都有相当预见性，比他对内政的评论要重要得多，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进入《大公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他始终关注这次战争带来的变化，并洞察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１９１８年发表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内外暗潮》等论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向国人郑重发出警告：“彼日本已布置地盘，则问题本身之我国人，顾安能久于闭门自杀坐待处决耶？”“此等危机已有萌芽，望我国民监视勿懈怠也。”
一战告终，他在《世界之新纪元》中提出：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之外，应打破锁国的旧思想，了解新时代的新思潮；二、新时代的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主义都是为抵制强权而设立，不是用来奖励自暴自弃的国民，必须自己争气；三、酷烈的大战虽已停止，而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的激烈，绝不在战争之下，中国应“急图自全之道”。
三
《大公报》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也引人注目。
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带辫子军悍然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果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多个版面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任命官吏的种种、北京的秩序、清皇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都作了详细的报道。饶有意思的是，“传闻大内得复辟消息，世太保、清太妃等均大哭，云每年四百万元恐亦难保云”。当天，胡政之就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论评《复辟》，寥寥数语，冷静而不失乐观：“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级，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同一天在第二版还有一篇署名“无妄”的时评，甚至直言复辟是倒行逆施。
之后，《大公报》每天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直到闹剧在一片叫骂声和武力讨伐声中匆忙收场。７月３日的大标题依然是《共和果从此告终乎》，报道北京报界已失去言论自由；张勋传出上谕，要不断地封官晋爵；“北洋之狗”冯国璋在南京通电反对复辟；澄清了黎元洪自杀的传言；清宫内部已开始为权位而争，瑾太妃等痛哭不已。这一天的“紧要新闻”也刊出梁启超反对复辟通电的全文。在论评《两日来之成绩》中，胡政之列举了复辟的“成绩”：恢复红顶花翎、三跪九叩、总督巡抚大学士；新增“忠勇亲王”一尊；骇走北京住民数千；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等，生动地记录了复辟闹剧中的种种丑态。
７月４、５两日，《大公报》连续以《讨贼之师起矣》为大标题，报道段祺瑞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布告，称马厂誓师讨贼，北洋军界发表全体公启，汤化龙、蒲殿俊、蓝公武、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等个人或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也发表了反对张勋此举的电文。各地军阀四起响应，到７月５日，马厂军队一出发，北京城即已是一片“愁云惨雾”。
在７月４日的社论《敬告国人》中，胡政之指出，复辟闹剧使“国家人格扫地几尽，人类价值因以锐减”。７月５日，他在论评《忏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固死有余辜，然使张勋敢为今日之举者，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
７月６日仍是“薄海争传讨逆声”，《大公报》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各地反对复辟的通电。胡政之说：“今日乃军人拼命之会，非吾侪弄笔之时，做文章、打电报均是多事。”
到７月７日，闹剧即将告终，张勋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欲乞降而不得。《大公报》在《逆贼无死所矣》的大标题下详尽报道了全国各地各方面对此的反应。７月１３日，《大公报》以《讨逆功成》特大标题发布了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残余辫子军被遣散等消息。
多年后，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文中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增，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１９１７年７月５日刊载的《本报特别启事》可以为证：“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因为印报机是人工手摇的，没有用电力马达，所以工人日夜印刷不停。至此，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还不到一年，发行量已过万份，成为英敛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过去一些介绍胡政之的文章常说他曾亲临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现场采访，但从当年的报纸上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而关于马厂誓师的报道应来自梁启超。１９３１年，《大公报》发表的《从一号到一万号》一文也明确说，七月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精确明敏，段合肥马厂誓师之日，梁任公、汤济武两先生与之俱，当日誓师情形，即任公书寄本报发表者也”。
张勋复辟这一历史事件让胡政之思绪起伏。一年以后，他还写了《去年今日》、《国庆纪念感言》两篇论评。他感叹民国短短七年，从武昌起义、南北统一、国会开幕到云南举义和讨伐张勋复辟，“国庆纪念日”竟有五个之多，并认为打破袁世凯称帝梦、粉碎张勋复辟和结束满清王朝的意义同样重大。
１９１９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胡政之远在巴黎采访，《大公报》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同样足以名垂史册。
５月５日的《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以《北京学界之大举动》为题及时报道了五四当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其中就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有学生游行、集会时的口号、标语、誓词等等。而在此之前，５月１日就曾刊出《山东问题之大警报》。
５月６日至９日，《大公报》连续跟踪报道“学界争青岛之昨闻”，对学生被捕、各方态度都有如实的记录。通过这些第一手的报道，后人不难发现，五四学生运动纯粹是外交问题引起的，毫无复杂的背景，没有组织，完全是自发行为。可见，比照报纸版面上同时刊登的那些不无肃杀之气的政府“命令”，《大公报》的立场是明确的。
５月７日，《大公报》刊出胡政之发来的《巴黎专电》，其中说德国已声明放弃属地：“２８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这条专电本来是他４月２９日从巴黎发出，但姗姗来迟，５月６日才到达天津，对五四并未产生直接影响。
５月９日，《大公报》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阁员总辞职说》，称８日午后外间纷传现内阁阁员已提出总辞职，并说是国务会议上议决的，其理由是外交失败，因而引咎辞职，详情尚未探悉。
评价一张报纸，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即使没有胡政之那些革新的努力，就凭它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大公报》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的那段历史一笔抹去。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１９１９年１月，战胜国在巴黎召集和会，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有机会以三等国资格派代表躬逢这一盛会。其时，各国记者云集巴黎，美、英等国有二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的惟有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一人。他于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动身，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３日到达巴黎。从２５日和会开幕到６月２８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和会的全过程。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巴黎专电”、特别是“巴黎特约通信”也因而有着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