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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全力推广早御稻，有效地改变了京郊一带的种植结构，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加总督衔，死后还被皇帝谥为“肃敏”。
康熙本身，更是一位热爱自然科学、熟悉自然科学的皇帝。据《清史稿》载，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上御乾清门，出示《太极图》、《五音八声八风图》，因言：‘《律吕新书》径一围三之法，用之不合。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积至数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宁可用耶﹖惟隔八相生之说，试之悉合。’又论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可以数计。又出示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正因为康熙精通天文、函数、水利等自然科学知识，所以他能够亲自帮助蓝理、赵宏燮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也能够派出老农去江南指导当地农民提前播种御稻。康熙的抱负，在《御制避暑山庄记》里说得清清楚楚：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莒之盈；茂止西城，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
可惜，康熙皇帝在把中国推向农耕社会文明的最高境界时，却没能够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大约与康熙皇帝同时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年（康熙二十一年）与哥哥伊凡五世共同即位，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推翻摄政的姐姐索菲亚才掌握实际权力，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用化名秘密出国考察西欧发达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生产方式，于次年因国内近卫军谋叛返国。他将西欧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用于本国的建设中，大刀阔斧地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正规陆海军队，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于１７００年（康熙三十九年，三年后康熙开始兴建热河行宫）发动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并大获全胜，把一个还处在农奴制度的落后的俄国变成以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近代国家，为沙皇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奠下了基础。
康熙仅比彼得一世早去世三年，但他领导的中华帝国却一直没能从农耕文明的圈子中跨出一步。尽管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子承父业，使中国走上“康乾盛世”的顶峰，却最终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大清国日益疲老，无奈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中国统治者则完全被洋枪洋炮打昏了头脑，不但对西方的工业文明视而不见，就连康熙皇帝倡导“以农为本”的祖训也扔到了脑后。解放后被关在战犯营的清逊帝宣统、“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自称：“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
可怜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连韭菜都不认识，他哪里有康熙皇帝亲耕农亩、普济苍生的胸怀和能力呢﹖怪不得１９３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避暑山庄纵火烧毁卷阿胜境以庆胜利时，溥仪居然不闻不问，他恐怕根本不知道当年康熙皇帝是怎样从中南海丰泽园和山庄御瓜圃里把早御稻种发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他当然更不知道，从丰泽园和御瓜圃曾经携手走过农耕文明的无尚辉煌。
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
胡政之与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 付 阳
王 瑾
１９３１年，《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其中以报馆名义发表的长文《从一号到一万号》明确将《大公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１９０２年创刊到１９１６年９月，即英敛之时期（尽管他自１９１２年后即不管事，然名义上仍由他负责任）；第二时期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停刊，即王郅隆时期（主笔、经理都由他聘用）；第三时期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办起（到１９４９年），即新记《大公报》时期。众所周知，这三个时期以新记《大公报》时代存在时间最长（共有二十三年）、成绩最为辉煌，其间曾获得在世界新闻界享有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张、胡及后起的王芸生他们把“文人论政”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攀上了中国报业的巅峰。
百年回首，人们几乎把目光都投向了《大公报》的这一时期，这诚然没有错。至于英敛之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主要是民国前的十年，也曾以“敢言”著称，后世也给予了大致中肯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敛之在报业史上的形象将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最不为人注意、同时最遭非议的是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大公报〉史》〔１〕以《王郅隆接办后种种》为题，用六百多字的篇幅来概括这段历史。《〈大公报〉史略》〔２〕篇幅更短，只用了百多个字。他们都认定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３〕的机关报”。《新记〈大公报〉史稿》〔４〕绪论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众口一辞，似乎无可辩驳。其实只要看看当年《大公报》的新闻、言论，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郅隆与安福系有很深的关系，并不等于《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这要看经济来源、报纸的实际内容、言论倾向等。实际上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接办《大公报》之初，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５〕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１９０２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一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从此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谈起民元报业时说，王郅隆虽然与北洋军阀（如梁鸿志、杨以德等）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但《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一些影响”。“……尤其是王郅隆与他们的关系，当段祺瑞一上台我便不能不出洋了。”〔６〕胡政之说的是大实话，作为报纸的所有者，王不可能对报纸没有一点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胡政之主持期间，特别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他出国之前的两年间，和他１９２０年５月从欧洲回国到８月中旬辞职前，他对《大公报》革新的努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或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实际上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下面我们先从胡政之的革新举措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初入《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整个报馆都是天主教徒，只有胡一个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同时，胡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
胡政之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１９０２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起，也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尽管最初排字工不习惯，深以为苦，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排字房指导排版。
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７〕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