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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康熙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康熙均未允准。
原来，康熙平生做事严肃认真，他认为早御稻虽在京城西苑内稳获高产，但没在长城沿线较寒冷的地方生长，怕一旦试种失败，会令人心失望。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热河行宫兴建并于当年基本落成。在行宫动工时，康熙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香沜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东北部低洼处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种上瓜豆果蔬，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
沿澄湖北岸，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就落成了四座形状各异的景亭，由东至西依次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闲想、水流云在，但惟独最东边紧靠香沜的甫田丛樾，内设紫檀木的地坪、御座，这是康熙早在建园之初就策划好的，为的是日后亲操犁锄之余，能在这里观赏稼穑。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直隶巡抚赵宏燮、天津总兵蓝理又分头请求，要在京郊玉泉山和天津附近试种早御稻。康熙由于亲眼看到西苑的稻种在热河试种成功，这次颁旨，准许赵宏燮于玉泉山、蓝理在天津附近开水田，并拨出自己亲手培育的御稻种。
史载，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丰润、宝坻“开为水田栽稻”，“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处无业之民”，“给予牛种，限年起科”。开始垦地一百五十顷，“有洼地五十顷，被水浸，不便耕种。又有高地五十顷，不宜种稻。其可作水田种稻者，止五十顷”。康熙闻讯后，即指导工匠导河修渠，并亲自绘制水闸、水车图形，使得一百五十顷水田全部种上了水稻。至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这一百五十顷水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五斗稻谷，从而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蓝理的功德，称这一万五千亩稻田为“蓝田”。其实溯其根本，倒是叫“康熙田”才更恰当。津郊的水稻，至雍正朝，已经超过了六十万亩，等到光绪年间，竟然达到六百万亩，连漕运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赵宏燮在京郊玉泉山试种的水稻也获得丰收。说到底，还是康熙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热河行宫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这时的御瓜圃早已是一派盛世田园的景色。汤右曾在诗中道：“稻垂麦仰足阴阳，土厚泉甘草木香。会吐双岐衔九穗，一星天上应农祥。”
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公时荣，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馔时，内有朱红色大米一坛。传旨云：‘此本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异它种，及登剖干，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于此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
康熙自己也说：“北方性种糜、桑、稗、稷等类，总不知种别样之谷。”“山庄苑内，麦、谷、黍、稻皆需焉。”“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有此种指早御稻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当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其实，康熙绝不是满足于自己食用早御稻，“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才是他的心愿。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康熙将收于山庄御瓜圃的一石早御稻种发给曹雪芹的父亲、江宁织造曹和苏州织造李煦，令二人在江苏试种。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彻底改变江南一季糯米、一季稻米的种植习惯，以便大面积提高每亩的产量。第一年，因人们还囿于往年的种植经验不敢提前播种，致使一季稻丰收，二季稻未熟便遇上天气降温大风，收成少了些。康熙听说后，第二年便派出直隶有经验的种稻老农专下江南，提前至三月开始插秧，使得全年稻田均获丰收。这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得到佐证。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种五十亩双季稻，早稻“六月初四收割，每亩得稻子三石七斗”；“六月十六日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九月十五日收割”，因两天大风，“每亩只得稻子一石五斗，两季共亩产五石二斗”。李煦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便与第一次所收无异，但可以收到三石之外矣。”康熙五十六年，苏州又种双季稻八十亩，第一季“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第二季“十月初二收割，每亩得稻子二石五斗”，“合计亩产六石六斗”，每亩比上年总计多收一石四斗，比以前丰收时的一糯一稻每亩多收近三石。
从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开始大面积推广两季稻。最初产自江南的稻谷，经康熙在京都西苑丰泽园精心培育，再经避暑山庄御瓜圃试种和蓝理、赵宏燮的大面积推广，终于又最后改变了长江两岸一季糯一季稻的种植传统，大面积提高了农田单位的产量，为康熙和以后雍正、乾隆等各代皇帝减免税赋的“仁政”提供了物质保证。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康熙发出圣旨：“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这道圣旨发出仅一个月，康熙怕在免除陈年积欠之时田主侵犯佃农利益，又补发一道明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
正当康熙决心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各省的钱粮免征一遍的时候，又于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做出了一个自我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君主敢于做出的决定：“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这即后世人们称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
这一政策，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繁衍人口的积极性。据《清史稿》载，康熙五十年，全国有人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至康熙六十年，人口就增至两千九百一十四万余人，十年间实际增加人口四百五十二点七万余人，平均每年增长近四十五点三万人，确是够惊人的了。
在“普免天下钱粮”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康熙又于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出台了“摊丁入地”的新政策，规定丁地税合一。这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大地主豪强的强烈抵制，康熙只得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试行，直到雍正元年才正式向全国颁布，其后又经乾隆数十年的坚决执行，终在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于中国最后一个省份贵州全部推广。
康熙从丰泽园到御瓜圃，刻意向全国推行他自己培育的早御稻并终获成功，这里除了他具备在农业社会中仁政爱民的治国大道外，更体现了他慧眼识才、任用贤能的治世本领。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他曾颁诏曰：“朕咨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
天津总兵蓝理，福建漳浦人，青年时被误为海盗捕系狱中，后因耿精忠反叛遇释，投奔康亲王大军，靠军功升至从三品游击。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施琅出征台湾，委蓝理为先锋，敌炮打破蓝理的腹部使肠子流出，蓝理令人把肠子塞好裹以战袍，继续杀敌直至大胜，在收复台湾中战功卓著。他曾先后在天津、宣化等地任正二品总兵，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再次从定海移至天津，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即以“畿辅地多荒洼，请于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随后与民工一同垦荒开河，终于使早御稻在天津一带扎下了根。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他被擢升从一品福建陆路提督。只因为捕治盗贼侵害了豪强利益，更因修桥铺路征用富户钱财，这位在沙场上肠子流出来都不曾倒下的战将，却在官场上被一群小人参倒论斩。还是康熙深知蓝理为人，并未过重的处分他，不但先后颁赐御匾“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而且让他进京入旗，做了京官。
另一位在京郊玉泉山推广早御稻的赵宏燮，宁夏人，父亲赵良栋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河西四将”之一，始以荫功授直隶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三迁至河南巡抚后调直隶。在直隶任上，他任事勤劳，使境内满汉军民和睦，盗案稀少，特别是全力推广早御稻，有效地改变了京郊一带的种植结构，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加总督衔，死后还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