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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好莱坞的夕阳夕照下，我落入了一种大迷惘，我不敢相信今天我们所喜爱的任何一种个性样式都将成为未来体制的某种模式，这种想法使我猛地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也许这便是人的悲哀吧。我感到一股饱经沧桑的风吹湿了我泪流满面的脸，眼前无数逝者的辉煌在空气中渐渐弥散。面对着夕阳，我无奈地讲着故事：夕阳渐暮，黎明已消逝，男人倦于奋斗，女人倦于谈情。
重读《咖啡店的政客》
？ 赵家捷除非是在戏剧学院的课堂里，时下恐怕没有人还会想起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 1700～1754）的名字了，虽然他是肖伯纳所说的：“除莎士比亚外英国从中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最伟大的剧作家。”夏日的南京，热浪滚滚，只能躲在家里翻书。当我偶而打开《咖啡店的政客》那泛黄的书页时，恰如又见到了一位久不谋面的老友，许多的思绪竟然纷来沓至。
在英国，以至于在西方文学界，人们认为菲尔丁首先是位小说家，他和福笛、理查逊并称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其实，菲尔丁是以戏剧起家的。他的剧作和他的戏剧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英国剧坛和西方戏剧界，而且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无穷的教益。从1728年到1737年，菲尔丁一共写了大小二十多个剧本，他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无情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暴露了统治者的虚伪，同时歌颂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其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些剧本的演出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当时英国官方的恐慌和仇视。1737年5月，菲尔丁的剧本《一七三六年历史日志》上演，揭露了政府的贪污腐败，激怒了当权的辉格党的首领，于是，他们在国会通过了一部臭名昭著的《一七三七年戏剧检查法》，从此断送了菲尔丁的戏剧创作。这部法令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被废止。有一种历史现象，至今让我大惑不解，历朝历代的政党或者政府，对于戏剧演出总是格外地关注，格外地要加以防范，古今中外，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的事例加以证明。戏剧对于社会政治，果真有那么大的危险？
剧本没法写了，只好改行写小说。菲尔丁说，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他的小说，仍然以幽默和讽刺向腐败、伪善、谎言和罪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充满乐观精神和对人民的热爱。他的长篇小说《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约瑟夫·安德鲁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阿米丽亚》等，对英国后世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菲尔丁的戏剧和小说，不仅思想尖锐，语言犀利，而且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柯尔律治曾经称赞《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的情节，“是一切文学当中最完美的情节之一”。菲尔丁的喜剧，结构严谨，形象生动，语言机敏诙谐，具有很高的上演价值。
菲尔丁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对当时英国戏剧界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恶俗风气十分不满。他在《咖啡店的政客》的序曲中写道，讽刺“这一伟大方法久已无人使用，因为‘罪恶’已强大到无人敢碰”，“我们的戏台上满是公子、老爷、城里人”，“触犯法庭的讽刺都被压垮，诗人不敢鞭挞‘罪恶’，怕自己受到鞭挞”。然而菲尔丁是无畏的，他把社会良知置于个人利害之上。他写了《唐·吉诃德在英国》，写了《巴斯昆》和《咖啡店的政客》，勇敢地攻击了政客们的无耻行径，揭露了他们隐藏在漂亮的政治口号和“道德”招牌下的卑鄙勾当。他在《咖啡店的政客》序曲中骄傲地写道：……
可是英勇的诗神今晚又将歌唱，她将在这被遗忘的领域里展翅飞翔。
对权势所保护的“罪恶”它要用笔触犯，她将无畏地到狮穴里向狮王挑战。
权力必须专意为公众谋福利，公众才能尊重权力。
如果公众把权力这武器授给某些战士，而他们不能保卫公众，却向公众反刺，那么，谁为了公众将叛徒制裁，谁就一定受到公众的喝彩！
亨利·菲尔丁确实受到了公众的喝彩，然而，“搞喜剧的人，最终往往是悲剧的下场”。这话曾经是黄佐临大师说的。
为思想自由而战
——读《异端的权利》
？ 吴蓉晖
1553年，西班牙人塞维特斯被新教领袖加尔文操纵控制的宗教法庭处以火刑，烧死在日内瓦。说起这个带有堂吉诃德气质的阿拉贡人惹火烧身的缘由来，并非因其杀人越货、品行不端，不过是因为他坚决反对三位一体的观点，从而与加尔文大师的教义相抵牾罢了。但这在加尔文看来，绝非小事一桩，实属“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他决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流毒”。此时的加尔文已非昔日可比，早已羽翼丰满，大权在握，任何敢于向他的教义挑战的人就是“和上帝过不去”，就是十恶不赦的“撒旦”、“异端”，且谁若胆敢坚持己见，“死不悔改”，那就只能被毫不留情地予以肉体消灭。
塞维特斯正是这样的牺牲品之一。加尔文的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无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愤怒。两个世纪以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宣称这一牺牲使他的反感甚于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大屠杀。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则坚定地认为，处决塞维特斯是宗教改革所干的第一次“宗教虐杀”，也是第一次彻底抛弃那伟大运动最主要的思想。巴尔扎克甚至认为：“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但在这众多的愤怒和抗议声中，最激动人心、最振聋发聩的声讨不是发自吉本，也不是发自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其他什么人，而是发自与加尔文同时代的思想斗士卡斯特里奥——“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他的呐喊不啻一道划过夜幕的闪电，永远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遗憾的是，这样一场足以彪炳青史的斗争，却有湮没无闻的危险。今天，人们毫不吝惜地把花环套在洛克、休谟和伏尔泰的脖子上，称赞他们是宣告、论证、捍卫思想自由权利的先驱——这当然也算不上什么错误——可是还有谁记得起卡斯特里奥，这位宣告思想自由权利的“先驱的先驱”，这位曾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加尔文的勇士？茨威格不无愤慨地写道：“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他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或许正是有感于此，才促使茨威格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花费精力，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抉隐发微，钩玄提要，以饱满的激情写成《异端的权利》一书，使得“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浮出水面，重见天日。该书夹叙夹议，以史带论，并非如孔子编书“述而不作”，而是心有感愤，“不平则鸣”。本书大量直引、转述卡氏的话，使斗争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但就我的观感而言，这些浓墨重彩未始不可以看作是茨威格的“夫子自道”。这本写于六十多年前的小书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浮想联翩，震撼不已。
斗争的意义首先在于，参战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就社会地位而言，一方（卡斯特里奥）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一方（加尔文）是威名赫赫，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的新教旗手，日内瓦的实际控制者。
就双方所能掌握和调动的资源而言，一方只能以笔为戈，以心为旗，以逻辑为力量，挥舞“批判的武器”；一方则玩国家于股掌，“能够使全城全国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文字和言论，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语，都听任他摆布”，随心所欲地行使“武器的批判”。
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待交锋、胜负立判的斗争。卡斯特里奥对此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他恰如其分地称自己向加尔文“叫板”是“苍蝇撼大象”。的确，人们怎么能指望一个“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的一介布衣战胜“有成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