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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之祖。论治学根底，他也不太排得上，只在少年入军校，毕业从军，有侦察而无战斗经历，而后去国，在餐馆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退居内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远不如王国维、钱穆以毕生精力治学。只有一点，为诸位国学大师所不及，那就是——处身于当今世界最发达之国家，回望资本主义几百年来披荆斩棘、势不可当，再得以与世界学术大师如费正清、李约瑟等请教往还，从历史和生活中求证西方文明之特异，方回身钻研故典，醒悟中国文明有异于西方者。这种站在世界文明高度反思中国的学问，为中国史学真正辟一新天地。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正统史学家指责黄“小说笔法”、“想象历史”，我只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自己守于故纸堆则无论矣，反过来指责苦思殚虑之同行，大有让人起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而打开中华民族新历史观之大门，将人们从千篇一律的教条中解救出来，此等境界，更非冬烘先生们所能梦想。从这个意义上，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确为中国史学作出大贡献，开了一时新风，毋庸置疑。
黄仁宇先生治史，另一显眼之处，是他融个人经验于史学，为治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本来，个人经验与史学未必相容。不惟未必相容，很可能互相妨碍。道理很简单：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人是公允、严肃、冷静的学者又恰好经历甚至插手了历史上的大事？当然，色诺芬和恺撒是例外，但这正是因为成例更多。而且，据我推测，他们两人写的书之所以成为史学名著，有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实在太少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而后人，哪怕是丘吉尔，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怎样？也不过是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了事。古中国，在史学大著中见出个人真性情者，可能只有司马迁。至于在史著中见个人经验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像黄宗羲经沧桑巨变，又是史学巨匠，但是黄氏史著，记事时有，反思则少，也就是未从局中跳出，而《明夷待访录》，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拿黄先生来跟这些大贤比附，很有人会说我大大抬举了黄先生。我也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从整体上，黄先生跟这些大贤，相去可能仍然甚远。这其中当然有“现代无名家”的意味，另一方面，黄对于中国史学的本体学术成就，可能仍然需要后人论定。而检讨黄先生的著作，其代表作如《万历十五年》，也是少有个人经验的。回头一想，他一生还真写了那么多的杂著，举凡《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都属此类。其中有正规的历史论文，如《从〈三言〉看晚明商人》、《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等，但是绝大多数，是围绕一个主旨，东拉西扯荡开去，也不避讳用一些不甚起眼但独特的个人经验。只是这些个人经验，一经他之口道出，又有大历史观在背后映衬，马上现出不寻常之意义，又让我们悟出日常生活中之历史意义。譬如他说他19岁时，在火车站看到上抗日前线的运兵车，一时情绪激动，不由脱帽向那些官兵大扬其手，并预料将士发觉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必挥手回礼，但事实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他一人，不仅车上的官兵漠然，则他前后左右的人也觉得黄举动失常，好像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4〕后来日寇投降，他以上尉参谋身份，同另一少校参谋率领日军第六十一师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一个多月内，工作无比顺利，原来“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惟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所以有个美国教官经常说：“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5〕这些轶事绝非可有可无，它赋予历史以真实可感性。我们以前的历史由于道德负载过重，所有生动的细节如一与目的有所冲突，便决然丢开，这样一来，历史常常成为被阉割的历史，到后来，历史也就丧失了多面性和可信性。而另一方面，它突然消弭了我们常人常有的历史与个人经验间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历史本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中。历史就是这样在黄先生的个人经验中复活，也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中复活。
走笔至此，不能不想到以史家自命的曹聚仁先生。这位现代中国史上的著名报人、教授、散文家，独家首报台儿庄大捷，在新闻史上是不可磨灭了。他的中国学问的储备当然远胜黄仁宇。原来曹二十多岁时，已经“读书破万卷”，章太炎大师在上海讲国学，因为学问太深，加上一口余杭口音，让人听得七零八落，只有这个出身杭州第一师范的青年记得下来，且让讲课的大师激赏，留下这本今天尚流行的《国学概论》。他在抗战烽火燃起后，投笔从戎，囊中所有，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杜诗，一部《庄子》，几幅地图。在行程中之所见，决非我们后辈在旅游中随便所得可比。比如1937年11月22日，曹聚仁从宁波来到杭州，此时消息传来，说日军已到临平，全城大乱，难民四出。晚上有个老板请曹吃饭，让他谈谈时局。曹说：“日军到了嘉兴，会向西转入湖州、宜兴，转攻芜湖，切断我军退路。在南京保卫战未分明前，杭州没事的。”那天在座的天香楼老板孟永泰准备第二天组织维持会，听此话后，袖手了。而南京于12月13日沦陷，24日，杭州才陷于敌手。但是黄仁宇在战地中所得，与曹相差极大，简单地说，是曹的目的为有裨于时局，而黄则为后来在世界角度思考中国留下了很多记忆。而曹本为鲁迅朋友，但他生平最服膺的，则又是蒋梦麟。蒋有一点为他很服帖的，是在1940年，蒋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见有广东韶关壮丁三百人，到前线只剩二十七人，他毅然上书，揭穿黑幕。〔6〕曹说自己所知道的或许比他还更多一点，但又何敢于冒大不韪、挺身去揭破内情呢？〔7〕无独有偶，黄仁宇先生处身军队下层，对此类悲惨状况更了如指掌。他本无条件来揭破黑幕，但他对此事的反思，实有过于前两先生者：“至此已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g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又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骗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8〕正是这些对往事的亲身感受，在“大历史观”的映照下，使前事发散出新的光芒。也正可从此知悉，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决不是一个学院中人为讨生活而殚思竭虑思索出来的“后现代”式的新提法，它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炎黄子孙站在世界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远思考。其间意味，并非纯学术，倒浸透了沉重异常的现世关怀。如果有人以为此等关怀有损于学术之纯正，则我只有钳口结舌。而且我历来以为，目标之热切，与方法之纯正，并非一定会起冲突，关键还在于自身的把握。黄先生援身历之事入史，为我们将时事上升到历史打开了一扇不二法门，也使我们醒悟生活与学术本可契合无间。这是史学的大智慧，本非耍小聪明或者食古不化之士所能想象。
这篇不算好的文章，写得比我以往任何一篇文章都辛苦费力，动动停停，竟然花了我半年的时光。迁延许久，等到了黄先生自传《黄河青山》的出版。不过这里不想再行涉及增加篇幅了。最后要说的是，近期仍读近代史学大家的东西，知悉黄先生的国学根底，如与吕思勉、钱穆等前贤相比，可能仍然欠缺，学术成就如何，也仍有待论定，但是，黄先生之以世界眼光打量中国历史，为我们理解世界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开启了第一扇门，为中国历史学完成了范式的转换。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是影响深远的。他的援身历之事入史，使人们再次亲近了历史，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亦贡献莫大。一句话，自黄先生以后，中国之历史学非以往之历史学。据此，黄仁宇在中国史学史上之地位，已约略可见矣。
注释：
〔1〕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页。
〔2〕《地北天南叙古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