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ィ�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
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涉及到贴现率的确定。一座寿命为30年的核电站，报废之后堆址清理及核废料处理涉及到巨额开销。但因为这是30年后的事，贴现体现值的数额就很有限。所以贴现的概念使核电站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认为可行。再如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寿命可能是100年，现在几乎没有人去想一想三峡大坝报废之后的清理费用有多大，其原因也是贴现概念使遥远的事今天不必认真考虑。更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温上升，其后果十分严重，但因为这是100年以后的事，今天大家都不着急。于是许多学者提出是否应当修改贴现率的概念。可是反对降低贴现率的理由同样是坚实的。从理论上看，贴现率为正是微观经济学必然的结论，要推翻它将使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生动摇；从实践上看，降低贴现率将使资金供应紧张，降低资金运用效率，而且在市场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英国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专列了一章讨论环境问题中的贴现率；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观察》（1991年7月号）开篇文章就是讲贴现率与环境及发展关系。可是这些讨论从根本上井未能解决上述逻辑矛盾，只是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补救办法。贴现率为上的理论看起来完全正确，但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碰了壁。
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当理论和实际矛盾的时候，99％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但当经过仔细的核对，确认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种幸运的机会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为什么经济学中确认贴现率为正？我认为这个概念之正确，正如“人一定会死”一样，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人永远不死，贴现率就会变成零。设想一个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死因，他的贴现率接近于无穷大，因为一切发生在第二天以后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的道理，青年人的贴现率就不同于老年人的。市场上能观察别的贴现率是资金的边际供求决定的，它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也不一定是青年人的。愿意出更高代价获得贷款的人理应都能得到；愿意以低于此贴现率的利息而贷出的人理应都能找到借款人而将自己的资金贷出。
有人反对说，即使人永远不死，明天的消费仍不如眼前的消费更吸引人。因此从需求节米看，贴现率应大于零。刨根究底来看，这一判断的前提仍是人的寿命有限。由于人都要死，这个事实是铁定不移的，它无形地左右着人的一切判断。由于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哪天会死完全不能预测，因此一件事发生的早晚便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人竟然可以永恒不死，不论是年老、疾病，交通事故、地震、火山爆发都不能致人于死，那么时间的参考便失去了实际意义，一件事不论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坐标的点上都无关紧要，于是贴现率便化为了零。
人当然要死的，贴现率便应当大于零。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虽然人类也有最后消亡的一天，但那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的事。实际上就可以认为人类将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贴现率便应当趋于零，其推论是我们应当关心子孙后代和关心我们自己一样。三峡报废，大气变暖等等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
从贴现率应否为正的讨论，使我们回忆起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它假定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极大化，后者的目标是个人（或家庭的）效用函数极大化，于是均衡的价格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样的结论逻辑上是一贯，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当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不是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便完全不适用了。在一个市场环境中想叫贴现率等于零是根本行不通的。整个人类的利益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这就要有政府出来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在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参与下，排除市场干扰，在认准了事实依据和科学推论的条件下，制定对人类前途负责的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因此，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环境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严肃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任务，我们将不能回避它们。
歧视性定价的利弊
歧视性定价是指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对个同的人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早先只对在华的外国人实施，现在则日益泛滥，连公共交通都分本地人外地人而有不同的票价（见1994年7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五版《厦门巴士季票卖“歧视”》一文）。
首先，歧视性定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行得通，一种是顾客处于分隔的市场中，他们无法互相沟通，例如，本国顾客和外同顾客，同一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价格；第二种情况是垄断性商品，顾客只能从唯一的供应方得到商品，他们不能逃避垄断者对他们的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都是竞争不充分引起的。根据择优分配原理，商品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必须达到均一的边际产出，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均价格。所以歧视性定价将破坏资源的最佳配置，降低社会的经济效率。在我国，歧视性定价几乎都发生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中，他们的目的，或者是减少亏损，或者是增加利润。在减少亏损的情况下又往往和价格管制，定价低于成本并造成供不应求的现实有关。当然也有许多情况单纯就是为了牟利，例如医院收费（以及出国体检等等）分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他们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政府的歧视性定价给他们的印象是政府为了赚钱而勒索他们，从而产生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
以上各种区别定价，不论是歧视性或优惠性，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行为有示范作用，区别定价会诱发不法商人利用顾客信息不灵来宰人的行为。因为公平有效的定价是“长期边际成本”，这种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不能随人而异。政府定价的任意性，破坏了市场规则，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区别定价是有利的呢？如果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边际成本线，换言之，由于扩大市场，使生产者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在满足了付高价的消费者之后，可以降价再满足一部分只能出低价的消费者，从而使整个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一政策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因为低收入的人可以付较低的价格，例如我国的铁路票价在提高到可以抵偿全部成本并保证服务质量之后，不妨对内地的打工民工降低一点票价。我相信这样的票价政策将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公平。但就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