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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社会贴现率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