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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后，不妨对内地的打工民工降低一点票价。我相信这样的票价政策将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公平。但就目的而言，当务之急（指铁路1994年9月调整旅客票价之前）是大幅度提高运价，缓解供需矛盾，改善服务，保证安全，还谈不上降价优惠的可能。
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
借钱必须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贷出方的利益，也是为了借入方的利益。因为如果借了钱可以不还，就不再有人愿意贷款给别人，想借钱的人再也借不到钱，所以对借人方同样也是不利的。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钱不但要还，还要付利息，也是同样的道理。借贷关系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如果破坏了借了钱必须付息还本的规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陷入混乱，不但基本建设无从进行，连正常的生活生产都难于维持。
但借钱不还实际上是难免的，主观上赖帐或许可以通过法律等惩治手段来对付，客观上没有偿还能力事实上完全可能发生。到那时，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是即使把人杀了也无法将债讨还。古代对借了债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规定：债权人可以将他收作奴隶。这种规定普遍存在于古代各种文明的国家里，可见不是一种巧合，它是维护严肃的借贷关系的产物。
然而奴隶违反了人格。当西方人权思想兴起之后，役奴抵愤的办法难于行得通，于是产生了破产保护的砚定。这是对于确实无力偿债的人的一种保护，让他的人身不受侵犯，并且还能维持自己起码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必须用于清偿债务。当一个人宣布破产之后，他的全部财产都要通过拍卖变成可以流通的现金资财，以便在几个债务人之间分配。所以拍卖和破产常常连在一起。
我参加的一次破产拍卖是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破产者是一名医生，他住在富人区，有漂亮的住宅、高级轿车、钢琴、奢侈的用具和衣服。可见破产并非穷人的专利，“富人”也会破产的。但破产之后则无例外地都要变成穷人。有些人在宣布破产之前将自己的财产转移藏匿，用破产来逃避债务。这就会犯法，会蹲监狱。这种行为可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破产不同于故意的逃避债务，而被认为是个人力所不及的受命运安排的结果。
那天，当我来到拍卖现场时，前后己停满了汽车，还有不少中型卡车，那是准备来买大件家具的。参加拍卖的人先要凭身份证（在美国通常用驾驶执照）去登记，说明自己的住址及电话号码，这才能得到一个代号。当你喊价时就举起自己的代号。凭身份证才能登记的原因是防止有人当场喊了价，事后又不认帐，特别是防止托人哄抬价格，使参与拍卖的人上当吃亏。
当规定的时间到达时，主持拍卖的人宣布拍卖的法律依据，拍卖规则，特别强调所有财产全部要在当天拍卖完结。然后就开始逐件物品喊价。主持人先介绍物品的规格、状态、产地等，然后从高价开始向下喊价，待降到某一价格有人举牌认购时，再向上喊价，这样才能保证卖方的利益。据我观察，最后成交的价格要比开始有人举牌认购的价格高出一倍左右。这使我回想起拍卖理论中的一条规律，即单方向的喊价（单方向下降或向上升）会使成交价格低于有人愿意出的真正最高价。所以先降后升的喊价办法是较公平合理的。在美国，旧货是不值钱的，一件衣服即使只穿过一两次，也不能卖得原值的1/10乃至1/20。所以拍卖时成交的价格部相当低，比如一双八成新的皮鞋只卖3美元（原价估计在60美元左右），两个电熨斗只卖1美元（新品要卖30美元左右）。但拍卖的价格总的说来比之一般家庭“后院甩卖”（Yard sell或Garage Sell）的价格似乎略高一些。我在那次拍卖中买了一盒500页的打字纸，35个信封和一个称邮件用的磅秤，一共4美元。我认为是捡了便宜，如果买新的大概要18～20美元。
每次拍卖，前去参加的人很不少。美国人参加拍卖，固然是想买便宜货，但我觉得更多的目的是去消遣。因为一家的财产少说也有几百件，拍卖要持续一整天。所以拍卖时还有卖小吃、饮料的小贩前来服务。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捡不了几块钱的便宜，从经济上看颇不合算，所以我猜多数人是来消磨时间的。拍卖主持人用一种特别有的味的声调，以高超快速吐问的特技，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每次叫价之后要记住以前最后一位的报价人及报价数目）。听他主持拍卖确实觉得很好玩。
拍卖不但用于破产时清理债务人的财产，也用于其他场合。例如报上刊登一位老人因健康原因迁入养老院，要将他一生收集的贝壳以及全部财产拍卖；有一家餐馆因为多年来逃税欠款几十万元，被法院宣布强行怕卖。另一则广告宣称老人亡故，依遗嘱将其财产拍卖。他生前驾的一辆汽车是1987年买的，至今己用了七年，但里程表上只走了4200哩，平均一年只走了600哩，比之一般美国家庭每辆车大约要跑1．2万哩，确实是少多了。可以看出此老人大概因健康原因，这几年内很少出门。
参加拍卖可以观察到许多书本和报纸上从来不涉及的有趣的现象。
邮资补贴
——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烈的争论之中。
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
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
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
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
邮政系统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