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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
8、拜访胡耀邦
记者：你见过赵紫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紫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
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
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
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9、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
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
时间：1991年4月17日
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
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
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
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
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
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
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
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
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
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
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
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
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
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像《河殇》那种东西，是有害的。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
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
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
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歌颂1793年。1989年，法国人还是到中国来鼓吹纪念这个大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
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