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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
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4、狷者有所不为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
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
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
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