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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一个问题令我感到不解。有人认为，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很〃左〃的正统派领导人。你的政治思想中，特别是你前期发表的那些论点，都具有明显的异端或者说〃自由化〃倾向。在〃清污〃的时候，你不是已被列入〃搞精神污染〃的名单了吗？他们怎么能容忍你？
何新：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显示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中，精神、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人们的思想已不再是统一的、纯一的、清一色的。与文革的时代已不相同，思想和艺术的自由空间已经存在。 还应当指出，关于我在清污时被列入名单，确有其事。但是，这只是近代史所搞的，报上去以后上面并没有回应。甚至从来没有人找我就此谈过话，来指责或批评我写过的那些东西。
记者：您见过胡乔木吗？
何新：见过多次。这位老人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温和，讲话不多。钱钟书说过，与胡乔木同座，如沐和（春）风，我有同感。 许多人说他〃左〃，我却常感到他思想深处似乎很〃右〃。89年事件后，有一次在他家中吃饭。老人问我是否了解李泽厚、刘再复、严家其等人的近况。我讲了些关于他们在国外的传闻。老人沉吟良久，说：这几个人是有才能的，走错了路。 实际上，正是胡乔木主政中国社科院期间，在他的提携下，一批后来急剧向〃右〃转的知识分子（我熟悉的如赵复三、严加其、苏绍智、刘再复等），都被他委以重用，由文革时代的蹉跎而飞黄腾达，名噪当时，担任了重要的学术领导职务。 钱钟书也是由他提名而由一个普通研究员跃升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
6、钱钟书与〃钱学〃
记者：你和钱钟书先生不是也很熟悉吗？
何新：我和钱先生从1980年就认识。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局里派我去接他老人家来院里开会。那时他还没有搬到南沙沟的部长公寓，家中居住条件很差。 一路上他和我闲谈，由天气谈到古今掌故。我感到这位老人很亲切，很健谈，也很幽默。知识极为广博。 后来我发表了东西，就寄给他请教。老先生有信必回，对我奖掖有加。还邀我到家中作过长谈。 我在研究生院学报作编辑的时候，曾主持发表了钱先生的几篇很有名的论文。我认真研读过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名著。
平心而论，就学术论，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同属一代的老辈学人中，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更值得推崇。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有理论。古人认为上乘之学要学、才、识兼备，其中〃识〃是第一位的，〃识〃就是理论。有识，才能驾御〃才〃，从而能运用〃学〃。大匠不仅示人以方圆，而且诲人以规矩。 在80年代，五四以后新文化所养育出的一代学术界耆宿精英中一些人还健在。社科院中仍是群贤毕集，群星灿烂。如夏鼐、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吕叔湘、唐等等。在这一辈人中，钱先生并不能算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他被擢拨为副院长，与胡乔木的个人鼎力推荐有重要的关系。 我想，胡乔木此举除了看重他的学问，也是想倚重他作为清流名士的清望。就我所知，钱先生虽然清高，但对于胡乔木，也是始终非常敬重的。
7、胡乔木亲笔改文章
记者：你认为胡乔木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何新：我个人认为， 胡乔木与其说像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更像一位学者。学识渊博，彬彬儒雅。他老人家也给我写过信，还句斟字酌地批改过我的几篇文学和美学论文。用铅笔在清样上写的边注，甚至将我的每一个笔误、错别字一一标示出来，一丝不苟。用心之细密，令人叹服。（胡乔木亲手为我改过的文章是以下两篇：《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刊《读书》，1985年第10期。《先锋艺术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转移》，刊《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关于胡乔木的信，参看《何新批判》第342…3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临终前数日。他家人来电约我去医院看望他。但当时我恰好正患很重的流感，怕到医院传染给老人，使他病上加病，就说等过一星期病好后再去。没想到老人两三天后突然去世了。 死生契阔，遗音绝响。令人感慨系之！ 记者：你认识邓力群吗？ 何新：认识。
记者：你对他印象如何？
何新：我钦佩他。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一位领导人曾对我说，据说邓小平讲过一句话，说邓力群这个人骨头很硬。我认为这是知言。 文革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委托胡乔木、邓力群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在地，胡、邓也再度挨整。胡乔木作了检查，而邓力群则一字不写。 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信念不同，追求不同。但只要始终如一，这种对节操的坚守就令人敬重。我见到的邓力群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具有内在信念和操守的人。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对他深怀敬重。
8、我的信仰始终如一
记者：你后来的政治思想转变（转向政治保守主义），是不是与他们对你的影响有关？或者，是不是一种投机呢？
何新：不。我确实发生过转变。但我的转变，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与任何人对我的影响无关。我这个人是很固执的。 如果讲政治投机的话，在80年代中后期，我应当投自由派之机，因为它们才是拥有强有力国内外背景和资源的主流。 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无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 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
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 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 我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记者：您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实现吗？
何新：它至少是值得追求的。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是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的： 〃如果抛弃掉狭隘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亦即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里（共产主义），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自身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革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难道这样一种追求人类发展的全面性，追求资源和财富的普遍共享，而不是弱肉强食，被少数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垄断；从而 使人性包括个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挥的共产主义，不值得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理想而追求吗？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体现社会公正的终极形态。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