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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X的那条死路。〃 在文革运动以前，黎澍曾有一个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论，在读大学时就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是主编，见此文后深为欣赏，顶着不同意见的压力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工作助手。 但是文革降临了。对这个人的任用，被学部的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这个人在运动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写了很多日记，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些日记被造反派发现，他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
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谨慎。 记者：这也是好话嘛。 何新：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 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灌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还只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调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 因此，一个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三个月内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 而黎澍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这样，我的编制就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的办公室而被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 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
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14、我永远感念他们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老是个好人。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而且思想十分开明的长者。我跟随他作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重要。 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他时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急于求成，未免过于年轻气锐。（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会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甚至也包括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刘再复。
我虽然并非千里马，但他们的确都是伯乐。当年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携，我绝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任何成就。
六、信仰始终如一
1、异化与人性的疏离
记者：你是因为什么文章而被列为〃精神污染〃的？是因为〃亚细亚〃问题的论文吗？
何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清污〃运动中是被列为重点清理的〃宣传自由化〃的理论异端之一。 除我的那篇文章外，当时还有一本书，在史学理论界引起震动，作者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翁·梅洛蒂（U。Melotti），书名是《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是前辈学者吴大锟教授组织人翻译的，吴先生为此书写了序。吴先生在书序中说： 〃本书作者谈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究竟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单线的〃，还是实际上是〃多线的〃？ 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摆脱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图式的框框，我看是十分必要的。〃 他还指出： 〃中国和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余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这本书以及这些论点，在〃清污〃时被列为史学界宣扬〃自由化〃的重要观点。我的那篇论文，由于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被近代史所列名〃清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异化的问题。
记者：我知道，异化问题在当时也曾引起轩然大波。
何新：1980年当我入手研究异化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在 国内思想界还没有形成热点。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尚寥寥可数。
记者：异化问题是如何引起你的关注的？
何新：当时有两种与时代相关的契机。
第一是在刚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巨大创痛之后，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开始进行对文化革命的反思。
第二是1979年底，《马恩全集》第42卷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第一次以中文全文出版了马克思的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这一部名著中，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异化，以及通过共产主义回归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我1980…1981年在科研局工作期间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部手稿，同时也接触到东欧与西方理论界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资料。我把我的心得写成了一篇论文《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于1980年初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上，重新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题。此文一年后正式发表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收入《何新集》，第7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后来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名的论者中，还有高尔太和王若水等人。（《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王若水《上海文学》，1980。9。）
记者：这个十分抽象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在当时竟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呢？
何新：青年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曾经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存在主义的主题，即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就与人性的异化问题相关。 在50年代后期，存在主义通过卢卡契等人的著作传播到东欧。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东欧马克思主义中形成了一种非主流的新学派（〃修正主义〃），有人开始以〃异化〃来描述社会主义体制中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以异化理论批判斯大林主义。一些作家、文艺家则提出了向人道主义（人性）的共产主义回归的诉求。 这种诉求在东欧，后来也在苏联60…80年代的文学艺术和知识界中得到了不断增强的回应，成为一种冲击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 正是这种始源于文艺界的异端思潮，形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中寻求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和舆论压力。
2、共产主义作为最高形态的人道主义
记者：究竟什么是异化？异化理论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何新：异化本来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自我对于主体的疏离，即自我本质/人格的二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