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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10、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 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11、亚细亚生产方式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 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 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 长篇发言。 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抽象于欧洲历史的五阶段历史公式不一致。我认 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论点当时立即语惊四座，震动了到会的各位学者。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 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
12、触及政治的敏感问题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 围绕这一争论，国内史学界在３０年代曾发生了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及第三国际中的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东方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压倒了下去。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的《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理论范式和教科书范本。
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 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具有政治反动性的嫌疑。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主张打破这个公式的观点，自然是十分耸人听闻。 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晋阳学刊》。（收入《何新集》，第9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读书》1986年第11期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收入《危机与反思》，国际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何新认为，当代史学危机，实际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在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见《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书林甘泉先生（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由林先生按铃，通过铃声向发言者提示计时。 我平生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竟忘记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 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场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 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13、被黎澍解除职务
记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还要惨。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天气更加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他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生平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