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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二、论国家与权威
三、我相信命运
四、论存在哲学
五、艰难的起步
六、信仰始终如一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八、我的生存目标
四、论存在哲学
十、我的哲学思考
十一、论中国古典哲学
十二、新逻辑的探索
十三、〃逻辑斯蒂〃与数理哲学
十四、关于逻辑悖论问题
十五、理性主义的宗教观
十六、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何新著作年表
何新简介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
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
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