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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自娱行为也并非都是负外部性，更多的时候是他的正外部性。譬如张飞喜欢在春节的时候放焰火。每年春节张飞都要买大量的焰火亲自燃放。什么天女散花、炮打月明，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什么火树银花、丝路花雨。张飞只要一放焰火，全城的人其实都不用再花钱了，只需跟着观看，跟着欢呼，跟着高兴就可以了。张飞要是花2000元买焰火，如果有1000人观看，每人都觉得比自己花100元还值得，这就等于获得了10万元的利益。这种正外部性是具有非常高的效率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时候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网上流行“一夜情”。聊得投机，互有需求，就很轻松地走到一起了。在自己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身体的快感之后，通常也能够给对方带来同样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可是这种方式也带来艾滋病传播、家庭失去和睦，甚至一不小心倒腾出个孩子来，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又都是典型的负外部性。
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是因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譬如司马懿造纸，他并没有付出治理废水污染的成本，却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这种污染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只能由受害者来承担。受到污染的人群承担了这种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本。一个年产2万吨味精的工厂，要排放20万吨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要治理这种废水，每吨的治理成本要60元，20万吨的治污成本就是1200万元。如果工厂不承担这种成本，那么就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否则，就只能让广大受害者忍受这种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痛苦。
正外部性的成本支付恰恰相反，诸葛亮制造机器人，把他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设计理念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人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思路，再开发出新的更先进的产品。他在前期的投入所得到的科研成果，后人可以不费分文就能够直接使用，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一种正外部性的“技术溢出效应”。
外部性显示成本和收益不匹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有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往往就开始惊呼“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价格和供求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率，已经起不到使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渡使用等行为，市场本身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如果无氟冰箱在性能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为了保护臭氧层而愿意多掏钱买一个制冷效果很差的冰箱。
对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有的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法解决，有的则很难当出现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比如大家自觉尊重公共卫生秩序，不乱扔垃圾，法律也可以明令禁止乱扔垃圾，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在公园不要乱扔烟头，特别是干燥天气登山的时候，更不能乱扔烟头，以防火灾的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教育孩子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嬉戏打闹等。通过道德规范把影响他人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
慈善行为也是解决外部性的很好手段。通过捐赠衣物把城市的旧衣服无偿转移给很多贫困的家庭，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改善。通过捐资助学让失学的儿童能够继续上学，把善款捐赠给大学用于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这些都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
私人之间的协商一般适应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如种果树的果农就乐意和养蜂人协商一致，甚至愿意无偿为养蜂人提供摆放蜂箱的场地。。因为蜜蜂在果树上采花粉有利于果树结果实，蜜蜂采花粉酿造蜂蜜，双方都有好处。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东西，往往就比较难以通过协商解决。
司马懿造纸的行为排放了大量的废水，对汉水的下游造成越来越大污染，这在整个汉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认为这是赚的昧心钱。但是，司马懿根本不理那一套，照样满负荷生产。为此，下游地区的民众曾经多次反映，有人希望蜀汉公司能够出面干预，诸葛亮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曾经同意马谡带领王平等一干人马，沿江取样，化验各种指标，希望能够用数字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逼使司马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一路人马沿江而上，还远没有到达汉中，仅仅到了街亭，就被司马懿集团的司马昭率领一班人马堵在街亭，把他们沿途取得的瓶瓶罐罐打得稀巴烂，各种数据资料被悉数销毁。马谡等人一个个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司马懿认为是你诸葛亮多管闲事，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汉江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干吗要整我的黑材料。这件事搞得诸葛亮很没面子。
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这次矛盾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汉江既不是司马懿的，也不是诸葛亮，这样一条大河，有人可以在里面捕鱼，有人可以在里面游泳，有人用河水洗衣服，有人用河水灌溉农田。当然也有人往河里排放污水。这些都是个人的权利。前者几项没有太大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但是，诸葛亮不可能是公有产权的化身，其实任何人也代表不了公有产权。但是如果诸葛亮和其他沿江的居民在这条江上有自己的利益，如游泳、捕鱼、洗衣服、灌溉农田等，因为司马懿造纸排污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当真是东汉末年，或是三国时期，我们大家还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那么，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在维权过程中双方都有道理的时候，“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诸葛亮可以率民众围堵司马懿的造纸厂，司马懿也可以让司马师、司马昭组织工人驱散诸葛亮率领的乡勇民团。没有一定的实力，靠诸葛亮再演出“武侯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尽量不要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叫科斯，是一位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头儿。他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是意思是说，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从而解决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根据科斯定理，诸葛亮不打算对司马懿用兵，他找到司马懿开始协商解决污水排放问题。诸葛亮说：“仲达先生，你这造纸厂的污染排放问题太严重了，直接影响到下游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也知道，现在可是发展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历史新时期。你不能只顾自己赚钱发财，把河水都污染了，直接影响下游老百姓的生活。这个问题都反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了，你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今天是专门就这件事来和你协商解决办法的。你看此事怎么办才妥当呢？”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来者不善，他也早就有所准备。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孔明先生也不要以为自己会造机器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次来替下游老百姓谈污染治理的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在汉中地区造纸，起码是解决了这里大批人的就业，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说因为污染就停下来不生产，别说我，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也不答应。所以你说谁不是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诸葛亮打断了司马懿的话说：“仲达之言差矣！我这次登门是要协商污染的防治问题，怎么会扯到关闭工厂上呢？真要强行勒令关闭，那也是上级政府的权利。我们之间只能就问题本身做协商，互相让步，力争问题能够解决。我不相信，这事难道比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还难？你要知道，这河流污染直接危机到下游500万人的福利，你应该搞一个污水治理工程，把经过治理达标的水再排放到河里去，这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孔明先生所言极是，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还要大小便呢，不也是污染吗？哪有工厂不排污的，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