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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评论凯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作家、演说家等等，仿佛他是一个恁空建立了这个大帝国的人。其实，凯撒的一生斗争，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统治集团跟另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该不该改变统治方式而作的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这个奴隶制国家的处境，使奴隶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隶主阶级，根本没影响到当时广大奴隶阶级的命运。其次，他一生的成功，主要应该归之于他的恰巧处在罗马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时风云际会，机缘凑合，让他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要他完成的事业，这里，他的个人品质象坚毅、机智大胆、圆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过分吹捧凯撒是不恰当的。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诟责凯撒，说他镇压了民主运动，把他的取销行会组织、恢复意大利关税。减少发给贫民口粮分额等等，说成是背叛平民。这些责难往往是出于对罗马当时的所谓“平民”、“民主运动”等等名词作了过分现代化解释的结果。要对共和末年聚居在罗马的所谓平民、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这里该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说，他们绝不是十八、九世纪的那种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过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是关于他们的最中肯的结论。在公元前一两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从来没产生过一位自己的代表，也从来没提出过自已的一套政治纲领，他们一直是形形色色政治活动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我们也绝不可以把凯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仑甚或梯也尔一流人物。凯撒在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当时其他活动家做过的事情，可以责备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他们而已。而离开他们、甚或损害到他们，则是．当时不问那个民主派活动家一旦当权之后，势必难免的事情。特别是凯撒，只要从前面简单地举出来的他所致力的工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些工作的必然结果。首都的游民阶层久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要减轻对行省的搜括、减少罗马这个城市的特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发放给公民的免费口粮，被凯撒从三十二万份一下子降到十五万份，把这一过去一向认为是公民应享的特权严加限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统治之后，公民大会连作为橡皮图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结束，用不着再竭尽国库所有去讨好他们，这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必然结果。凯撒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议的地方虽然很多，恰恰不在这一方面。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历来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和人民会议作的书面汇报，因此每年写成一卷；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可能他先是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因为需要，又再加工连成一气，成为现在的形式的。
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正是凯撒镇压了维钦及托列克斯领导的的联合大起义，高卢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一年，但他在罗马的地位已经在开始恶化。这时，克拉苏斯已死在安息，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敌正在用尽心机计算他，庞培虽然还没正式跟他破裂，但当别人攻击凯撒时，却采取旁观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凯撒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卫自己，《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一则为自己辩护，二则供给他自己在罗马的一派人一个宣传提纲。
他谦逊地把这部书叫做《mentarii》 ，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自首至尾，通篇都用异常平静、简洁的笔调叙说战事的经过，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和仁慈，也都只是转述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平铺直叙，使不明当时凯撒处境的人读后，不知不觉会以为作者是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的，这正是凯撒写作时一心要追求的效果，就连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西塞罗也禁不住赞扬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一般人自然更不会猜疑到这种朴素和直率背后隐藏着什么。
其实，凯撒在戎马倥偬之中，根本没时间舞文弄墨，如果不是为了要答复敌人，决不会提起笔来写作，只是他没有采用直接的答辩方式，而是委宛地用正面叙述事实经过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的。例如，当时他的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有一点，即他违犯了他自己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提出通过的“犹理亚反贿赂法”（lex julia repe tun darun），这条法律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得人民会议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凯撒在高卢的多次战争，就从来没征得过元老院的同意。因而，他在叙述每一次战事之前，必先详细说明这次战事之所以不得不进行的原因，象在比尔及战争时《卷二之一、二）、文内几战争时（卷三之七、八）、以及和门奈比、莫里尼两族作战时（卷三之二七、二八） 都是这样，在叙述远征不列颠（卷四之二o）和进入莱茵河以东时（卷四之一六），自然更不会忘记。
再举例说，他在卷四之五——一五诸节中，详细叙述了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得人作战的原因，这正是对元老院中加图一流人的回答（已见该节注），而且通篇是以第三者口吻，平静地、甚至似乎有些漠不关心地作出来的回答，要不是普鲁塔克等人留下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我们简直不会看出这里面有文章，从这些地方看来，书中．一定有许多叙述看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有为而发的。
作为主管三个行省的长官，他的工作一定是头绪万千，数不胜数，但他在书中从来不提征战以外的其他工作，这也说明他想通过自己在罗马的代理人，向罗马人民夸说的是什么。他想表明，尽管他在首都的政敌整天在他背后飞短流长，百般中伤他，他却是意大利北部真正的屏障，正是因为有他象长城般的矗立在北方，才有意大利的繁荣和安宁。他在叙述一次一次的艰苦战斗中，也从不忘记偶尔插进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巨大的、而且在往是使整个战事转机的作用和自己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以便罗马人民了解高卢方面的疆土开拓、以及象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的强敌的征服，完全是凯撒和他的部下浴血战斗的结果，比起庞培征服那些衰朽无用的东方老大古国来，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元老院里的一小撮贵族共和派所要陷害的，却正是这样一位栉风沐雨、一心为国的人。他只在书中一次对话中，借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口，轻轻点了一下他们的阴谋。这种地方很多，只有同时参看当时的罗马历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特别因为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的人，给我们留下的是当时的第一手直接资料。在他以前，虽也有过一些希腊和罗马作者对这些地方作过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