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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在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伤、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
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或自己那个小集团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文化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首席代表。所以，历年来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问题，都是现代文化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天问”。
“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
是正儿八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文化人，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整风文献》，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当头棒喝，至今记忆犹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讲话》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时距逝世仅十一天。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文化人就不干净呢？ 毛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毛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文化人、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
2002年8月12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节录时略有删补）
［附注］：据作者意见，本文中所用的“文化人”这一称呼，指的是“专门从事文化职业”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即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积极建设者；“文化人”有别于旧式文人，也有别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更有别于封建专制传统下钻营“仕途”的知识分子官吏、职业官僚等。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7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1）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邵燕祥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说熟了的一句话。
因为历史的第一义，是指在这世界上确实发生过的人和事，铁板钉钉，不容抹杀和篡改的。没有发生过的，托之于假设，似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有人设问：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么样？却也不是要求“戏说”。
军中无戏言。政治人物没有戏言。如说刘少奇像只蚂蚁，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捻死他；后来果如其言，而且似乎不费举手之劳。
涉及人的命运，自然会有许多偶然因素，比如暗杀而没有打死；但基本上取决于人的性格和际遇。性格可以被环境改变，不过有其主导的不变的方面；而人的际遇是变数较大的，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大环境、小处境，结果往往不同，这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1990年初，我因《推背图》的流行，想到我们还没有《动物农场》、《1948年》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寓言或预言），从而想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生死出处虽属偶然却能对历史发生不小的影响，曾作过一些历史的假设，如：
假设l976年1月周恩来没有病逝，自然就没有4月以悼念周恩来为标志的天安门事件，没有随后借口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代之的两个决议；而再假设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那末中国政坛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
假设1971年9月，不是林彪死于非命，而是如所公布的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密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