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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元“车马费”，平时不用去上班，有时开会去去。他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还有，王元化先生1985年曾应宁波师院中文系之请，与钱谷融先生一道来宁波讲学。当时我参与接待。我们聊起过罗稷南，但记得没有同他讲起毛对鲁迅的“评价”之事。因此，王元化先生说的“也听说过这件事”，应该不是出自我的口。］
［三、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泽东讲话之后，“罗稷南惊出了一身冷汗”。罗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强，与在座的人相比，辈分高、资历长，他若会“出冷汗”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敢于问这个问题，他就决不会“出冷汗”。那是一种“情景想像”了。］
（原载《宁波教育报》2001年11月2日和《宁波晚报》11月6日，
又《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刊登，但各有所删节。
［补充资料］
贺圣谟教授于1940年1月生于宁波。他的大姐夫是湖南人，曾是楚图南先生的秘书。楚图南的好友就是文学翻译家罗稷南。……1962年，国家经历了大灾之后，当年的招生数量是建国以后最少的一年。贺考上了杭州大学。抱着请教的虔诚之意，也是为了以后的学业长进，给罗稷南写了第一封信，罗也回了信。罗正在寻觅一位助手，以完成自己的文字计划。就这样通信，直到1965年第一次见面。这年，罗稷南先生已经67岁了，年近古稀，但是他依旧想要写三本书。罗始终在寻找和等待着助手，他把目标锁定在二十五岁的大学生贺圣谟身上。1965年的7月28日星期三，贺来到上海，罗老住的房子是复兴西路34号公寓12层的三楼。罗老已白发满头，十分热情。罗老留贺在他家住宿，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有点寂寞。贺在罗稷南家中一住就是10天，直到8月6日与罗老先生分手。……罗老曾经对贺圣谟说，经济不是问题，也就是说给罗老当助手，报酬不用发愁。但是贺圣谟最终没有成为罗稷南的助手，这是因为在当年，将“公职”看得无比的重。这在那个时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十天相处，贺圣谟在罗家做三件事情：一是吃饭，二是读罗家藏书，三是“白发红颜挽手交谈”。罗稷南跟贺交谈的内容，有关于《红楼梦》的，也谈到中国五四以来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茅盾和巴金。贺感到“罗老虽是个文艺工作者，但他最关心的是政治和社会科学。……”（据日记）
根据贺圣谟的日记，这一天是7月31日，星期六，阴（傍晚有雨）。罗稷南在散步时向贺说了1957年“毛罗对话”的内容。贺圣谟听到了罗稷南先生谈起与毛泽东的对话，心中非常震惊，同时也感到事情重大。迫于以往的政治经验，他不敢落笔，怕留后患。但是，这件事太大了，贺清楚地记得谈话的日期。
以前贺只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评价鲁迅的七个“最”，根本没想到反右斗争紧锣密鼓之时，毛主席对鲁迅会作这样的“评价”……一听之下，大为震惊，故对此记忆极深。贺圣谟虽不敢说时隔多年之后记忆所及与罗老原话“一字不易”，但意思是不会错的。
贺记得1946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出过一个特辑，其中一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大体意思是：如果李公朴、闻一多都要被暗杀，鲁迅当然是不能活下去的。
当时（1965年）贺问罗老，他向毛主席提这个问题时，有否想到过《文艺春秋》这个专栏？罗老含笑颔首。贺当时竟只想到过《文艺春秋》这个专栏，而没有进一步当面问清罗老提问的本意，实在是错失了不可再得的机会。那个暑假贺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算是学到了点“左倾”路线下自我保护的“政治经验”。而罗老讲述的毛对鲁迅的评价，在当时无疑是“违碍”的，所以贺只在很小范围内讲起过，几十年来，贺时常“反刍”这段对话，深悔当年和罗老无话不谈、却未能一起寻绎毛的回答的深层意蕴。……
［1969年国庆节，贺的儿子断奶之后，夫妇两人曾来上海，想再见罗稷南先生。但见开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回答：不知道罗稷南为何人。当时的感受是：罗老先生被扫地出门了，心中无比悲哀。罗稷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摧残，于1971年8月17日不幸去世。1978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罗稷南先生追悼会，贺身在宁波不知道，故未能参加。］
贺圣谟曾经想对人说出这段谈话。1985年，王元化、钱谷融先生应邀来宁波师院讲学，贺曾陪他们，曾想同王元化说出这段经历。当时贺又想起，王元化刚刚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卸任，在贺看来，他还是个官，多有不便。算了，不说了吧。
时间一过就是十年。1996年10月24日，周海婴先生应邀来宁波参加纪念巴人95诞辰的学术讨论会，贺圣谟同他偶然相逢。在丁景唐先生下榻的客房里，贺向海婴转述了毛、罗关于鲁迅的对话。……同海婴讲过这事后，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毕竟当面向鲁迅的亲人讲了这件他应当知道的事；信或不信，只能由他了。（编者按：参看本书中《“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一文）
“毛罗对话”并非“秘密”，他们说话是在会场里，旁边肯定会有人听到——听到的人也不可能终生守口如瓶。恐怕由于当时“反右”大潮已起，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不敢哄传此事，以免引火烧身吧，因而知道的人就少了。但是，以罗老的性格和脾气，除对侄儿陈焜与学生贺圣谟外，他也是会同别的他信得过又相信他的人讲起此事的。
《宁波晚报》（2001年11月6日）上发表了贺圣谟所作《“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对海婴文中的疏误作了补正，并叙述了贺把“毛罗对话”讲给海婴听的经过。
几乎同时，上海《新民周刊》获悉了这一新闻由头，来人专程采访贺圣谟，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2001年第48期）刊发了《历史不再是“孤证”——〈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引发当事人回忆》（作者为名记者陆幸生）。该文较详细地报道了贺同罗稷南的交往，结尾处说：远在美国的罗稷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有信，请周刊转交给周海婴先生，他也听自己的伯父讲述过这件事情……两位从无任何交往的人，都听说这同一件事情，可见孤证真是不孤了。”
（根据《新民周刊》2001年48期和《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的两文增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4节 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
——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陈焜
周海婴先生：
我愿意向你证实，关于鲁迅，毛主席的确说了他对罗稷南说过的那些话。
罗稷南是我的伯父。你可能不会记得我。我父亲早年为革命牺牲后，我1945年到上海，由伯父抚养。伯父和伯母有时也带我去霞飞坊看你们。有时，你母亲一个人，或者和周建人、郑振铎一起到我们家，讨论他们创办的《民主》和《周报》。我在霞飞坊见过你几次。你那时大概上高中，喜欢弄无线电，正在从矿石向真空管过渡。你曾经把所做的东西给我看，让我戴上耳机听。我上初一，人不但非常幼稚，而且对无线电一无所知，我和你来往很少。所以，你不会记得我。后来我到北大西语系，也知道你在物理系。我跟伯父说过。他要我找你。也是因为觉得你不会记得我，没有找。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幸好我的内弟王大猷把你的回忆录片段发过来给我看，否则，天各一方，我和你大概也就是相忘于江海了。
你提到的那段罗稷南和毛主席的对话是确实发生过的。1957年夏天，报纸上以头版头条报道过毛主席在上海接见知识分子的消息，提到罗稷南也在被接见的人士中。
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以前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什么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