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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血荐轩辕。”他对自己的境遇是悲观的，却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在20世纪初的1907年，写下了他经过深刻思考的思想力作：《文化偏至论》，对西方文明史，特别是19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专门考察，提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他说无论是“以富有（指物质）为文明”、“以路矿（指科技）为文明”，还是“以众治（指议会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
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深入观察，认为“根柢在人”。中国在新世纪，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何以立人？
鲁迅说：“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而称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非常重视作为个体人的精神自由。个体人有了精神自由，“沙聚之邦”（在过去中国曾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由而转为“人国”。什么是“人国”呢？也许可以用毛泽东曾经用过的一句话来比喻：“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鲁迅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是何其相似。《共产党宣言》中就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中说，首先要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即鲁迅说的“立人”），而后达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鲁迅说的“人国”）。我也就不禁想到，鲁迅的心灵与马克思是相通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作为“一条绝对命令”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而这又正是鲁迅所反复思考的。
这是不是巧合，或仅仅是我的臆测呢？鲁迅当时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据周作人回忆，1906年10月1日，鲁迅曾到日本社会党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访问，购买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套五册，其中全文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初译文。鲁迅并与《宣言》的日文译者堺利彦作过详谈。后人曾有人认为，鲁迅主张发展个性是仅仅受尼采的影响。而上述的事实说明，鲁迅是从深刻观察中国的现实，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启示和理论支柱。这说明写《文化偏至论》时二十三岁的鲁迅，已是一位深邃、成熟的思想家。从那时开始的鲁迅的一生，就是为实践“立人”思想而呐喊、拼搏、奋斗，“用骨头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进行彻底的反抗和牺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第一等圣人”。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在生前，从陈独秀、李大钊始，鲁迅与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的友谊。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瞿秋白并肩战斗。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及其意义作了精辟而高度评价。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革命意义”。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黑暗的艰难环境的奋战中，能得这样知音的评价分析，鲁迅十分激动和感激。他曾书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对鲁迅作出最高评价的则是毛泽东。
1933春，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赠瞿秋白。
东遭到王明“左派”势力打击排挤时，通过鲁迅的学生冯雪峰对鲁迅情况的介绍，得知鲁迅也是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特别是1940年1月9日一次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全面地高度地评价鲁迅，称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四个“伟大”、九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得到《鲁迅全集》后，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近四十年间，他从未停止过阅读，并且多次告诫全党干部和他的子女，都要读鲁迅的书。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5节 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2）
鲁迅受到这样高的评价，人们是否都已理解了鲁迅了呢？如何解读鲁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过去如此，新中国建国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建国了，鲁迅说的奴隶已经成了主人，鲁迅已经过时了。有些人则总是按着一时的政治需要来打扮鲁迅。“四人帮”甚至把鲁迅变成为他们整人的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企图把鲁迅重要的著作，从鲁迅遗产中分割出去，例如把《文化偏至论》中“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归诸为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对该文就有一长段批判性的注释，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这样，《文化偏至论》这篇重要著作又重新长期被“沉没”了。这种做法，正如有人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分割出去一样。其实，正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核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也是鲁迅思想遗产中贯彻始终的核心。正如瞿秋白所剖析，鲁迅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考察鲁迅毕生奋斗，都没有离开过为求得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做人的尊严。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茅盾重新发掘《文化偏至论》等著作的重大思想意义，指出鲁迅“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引自茅盾《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可惜，茅盾重新发掘的呼声，又没有被引起我们重视，依旧使它“在旷野中自行消失”。1980年茅盾在临终前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题写的诗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两句：“双百方针需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仍有人认为“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错误的。
无独有偶，《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也长期不被重视。而恰恰是这点，是《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内卜·朱泽培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时，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可是，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在最早编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