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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围着小圆桌的除毛、罗外还有四五个人。周海婴同志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不知当时现场可有这位前辈？
（四）
陈焜同志的文章中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黄宗英同志的文章中也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
我以为，这是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中实际存在的思想疑虑。其原因，我以为和政治运动中一些文化人的遭遇有直接的关系。鲁迅在3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文艺路线和反动统治者斗争时的同志和战友胡风、冯雪峰等，鲁迅当时支持甚至扶植的革命青年作家萧军、丁玲等，在解放后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挨整、受批甚至获罪，而有些罪名又牵涉到鲁迅。而在“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中，仅就翻译家罗稷南应该知道甚至熟悉的译文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如黄源（也是鲁迅生前支持扶植的青年）、傅雷（也是和罗稷南同时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创始民主促进会的翻译家）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的孙大雨、研究左拉的毕修勺等，也都先后受到批判和围攻（以后也都定为右派）。这些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左”的过火的批判和处理，不能不在知识分子群中投下阴影并产生疑虑。“鲁迅活着会怎样”就是人们私下议论和“嘀咕”的一个问题。罗稷南独特之处，就是他“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黄宗英语）。
这里有个问题。陈晋同志引用的1983年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和新闻出版界座谈时对“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答话，和贺圣谟、陈焜转述的以及黄宗英“亲聆”的毛罗对话“迥然相异”。陈晋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1957年3月的“讲话记录稿中并没有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样的话题。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话题就是以后整理成正式文稿时加进去的。毛泽东的讲话在以后正式发表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常有的，也是正常的。
（五）
我之关注罗稷南问题，除了前述的是关系到“民进会史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稷南和我父亲楚图南有很深的友谊和近五十年的交往。《楚图南文选》（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所选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提到罗稷南。如：“一九二三年底，我领到了高师的毕业文凭，……就回到了昆明，并接受了李大钊同志布置的任务，一是要尽可能多的接触学生，二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和我一起从北京回昆明的还有北大毕业的陈小航（他后来笔名叫罗稷南，曾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第三国际解散后，从事翻译工作……），我们都在省立一中担任教职。这样就结识了一批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和陈小航同志（即罗稷南）在云南省立一中教书，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其他朋友一起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等团体，半公开地进行大革命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宣传，团结了一批学习勤奋、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又如：“我是一九二五年底到东北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关内一些同志被迫流亡到东北，如尚钺、陈小航（后来笔名为罗稷南）、王复生、李扶人、郑效询等。对这些同志，谢雨天（当时长春二师校长）都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职业和工作。这样东北进步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有了新的蓬勃发展。”又如：“一九三五年，我从东北出狱后，到了上海。当时作共产国际工作的陈小航同志也从天津来上海相会。这期间，我们和艾思奇同志经常相会。十年前，我们曾是师生关系；十年来，为着共同的理想，我们都进行了斗争，初步的经受了一些考验，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成为战友，成为同志。……一九三五年他被批准和周起应（周扬）同志、何干之同志等一起经由上海到延安去，临行前，我和小航同志在董竹君开设的上海锦江饭店为他饯行。”《楚图南文选》还专有一条陈小航的注释：“陈小航即罗稷南，著名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梅林的《马克思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爱伦堡的《暴风雨》。早年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职，并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我之所以引用《楚图南文选》有关罗稷南的这些段落，除了说明我父亲楚图南和罗稷南有着近50年的同志、战友情谊之外，还因为其中明确、肯定地提到罗稷南参加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而在前面提到的陈晋、陈焜的文章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倪墨炎同志的《翻译家罗稷南》，以及我所见到的几本人名辞典和翻译辞典都介绍了罗稷南的生平，但都没有谈到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他历史中重要的事，不应被忽略。
还有一点关于我个人的事。正因为我父亲和罗稷南深厚的情谊，我父亲在1935年前后把我送到上海托付给罗稷南（我称他为“伯伯”），而罗的夫人（我称她为“姑姑”）当时在上海徐家汇“红十字会义务小学”当教员，我也就跟着她在那里读书。1946年我到解放区之前，在上海曾专门去看罗伯伯和倪姑姑，罗伯伯专门和我谈到罗稷南这个笔名是塞万提斯小说中唐·吉诃德坐骑的名字。我的印象是，他是把唐·吉诃德看作是倔强的、鲁莽的但是“立志去打不平”（鲁迅语）的人，而罗稷南就是为他驱驰的驽马。取罗稷南为笔名，是有所寄托的。或许这也反映他的性格和志趣。
（原载《团结报》第2642号第3版，2003年1月9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4节 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1）
钟沛璋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出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编者按：参见本书第一篇，周海婴文。此处从略。）
我看了不禁愕然，心像铅一样沉重。
毛泽东不是把鲁迅称之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并说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吗？为什么如果鲁迅活到被称为人民的新中国，却会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阶下囚呢？
鲁迅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鲁迅的主要主张是什么？我想还是应该从鲁迅本人和鲁迅一生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鲁迅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士族官僚家庭。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他强烈地感受到对人格的羞辱和对人性的扭曲。他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可悲又可怜，被异化的人阿Q这个典型。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治人之道是“兽道”、“鬼道”。他痛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奴隶们的麻木不仁。在《药》中，他痛心地写出革命烈士的鲜血竟被偷着做药馒头。他感到自己是被囚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的铁屋子里，他要呐喊。他震惊人们对旧礼教吃人的漠然，而不得不以“狂人”的口吻大声疾呼，予以揭露。鲁迅一生的写作都在拼全力为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尊严、思想的尊严而呐喊。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晚年，冒着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与其他杰出的人道主义战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共同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者的迫害、屠杀而呼喊、奔走。
鲁迅青少年时，就立志要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献身。他在世纪之交的自题小像诗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喑故国，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对自己的境遇是悲观的，却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
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