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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撼，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求、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
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
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八十周年摄影图片展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讯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三十六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
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注，上海方言：你是不是听清楚了（毛主席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被关在监牢里？］
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注，上海方言：清楚不清楚，就当作没有这回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注，上海方言：厉害］，《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
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哦？！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注，上海方言：你笨不笨？这种事情公开出来是什么影响？］
（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
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
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病中
［注释］
1。 黄宗英女演员，作家。原籍浙江瑞安，1925年生于北京。天津南开中学肄业。1941年到上海，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知名。1947年从影，先后主演《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因在《乌鸦与麻雀》一片中扮演女配角余小瑛，1957年初于文化部优秀影片（1949—1955）评奖中获一等奖。新中国成立后拍摄《家》、《聂耳》等影片。1965年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事创作，著有《星》、《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等。曾将所作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1980年代，黄宗英参与了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花轿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