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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无非是来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三十三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在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不过是以毛泽东自己提问的方式说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1、2、3月间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关。但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关键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内容同《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异。且不说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说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合常理；且不说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说鲁迅是“圣人”，到1973年还重申鲁迅是“圣人”，而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合常理；就以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来说，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做声的设想。当时，他一心破除贯彻“双百方针”的障碍，给那些担心写批评文章让人抓着辫子挨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打气鼓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是“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在牢里写作的鲁迅，有多少人还愿意向鲁迅学习呢？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识大体不做声”的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呢？显然，这两种假设当时都会同毛泽东谈论鲁迅的初衷南辕北辙。
当然，毛泽东也设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鲁迅）也会不写的”，仅此而已。谈到这个设想的用意，显然是指称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人弄出来的气氛，诸如他当时反复提到的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界对王蒙小说的批评，特别是各级干部中比较普遍的对贯彻“双百”方针的观望犹豫等等。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种气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回忆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巴金和他的对话。他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对“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唤，毛泽东才搬出了鲁迅，并坚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文联主席”的鲁迅，“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对自己这个判断的自信，并具有那样浓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最后还是回到《鲁迅与我七十年》有关这个话题的叙述，因为作者周海婴在书中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时，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所谓“这件事”，自然是指毛泽东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事。
于是，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
至于反右以后，人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回答和理解“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原载《百年潮》2002年9月号，《读书文摘》摘登，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1节 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秋石
海婴先生以古稀之年出了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故将其书名定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早在此书还在出版社运作之中，媒体已经为此着着实实地渲染了一番。因而可以这么说，在这本书尚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相关研究的读者，还是成千上万热爱鲁迅的读者，无不翘首以待——因其十分醒目的书名，足以使人们藉此承继一些迄今为止尚未知晓的鲁迅遗产。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海婴先生在此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困惑和费解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澄清。（中略）
关于“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
海婴在该书370—371页以“再说几句”为题，继鲁迅死因之后又向我们惊爆了一则“秘闻”。……对于罗稷南先生的这一“孤证”，海婴先生的第一个依据“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海婴先生的另一个依据是王元化先生“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海婴先生找“听说过”的王元化先生作证，这样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点？因为王元化先生既不是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在场者，也非亲聆过罗老先生临危托话的人。“听说”过类似意思的人，中国何止王元化先生一个，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比如笔者，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了。
前不久，一位名叫谢泳的山西学者，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考辨后，于2002年第6期《文史精华》上撰文，援引了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毛泽东文集》7卷263页）。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是：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两天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到“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很好地解答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敏感问题。历史地、全面地看，自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讲话，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是备加敬崇鲁迅的。这可以从他逝世前一二年仍在阅读《鲁迅全集》和向身边工作人员推介鲁迅杂文中得出结论。
谢泳先生的考辨如此，而专门从事毛泽东文化思想和当代史研究的陈晋先生的考辨，则更为深入细致一些。近日，他在第9期《百年潮》杂志上撰文指出，第一，罗稷南并非毛泽东“老乡”而系云南人；第二，罗稷南逝世于1971年，而非海婴书中所云“九十年代”；第三，迄今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周谷城先生在1957年见过毛泽东；第四，罗稷南与毛泽东会面的确切时间为1957年7月7日，从两天后《文汇报》公布的全部名单看，除罗外，还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三十五位科技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但独独没有周谷城。而且，